比如荀彧曾劝曹操军事征伐的同时，不可废弃儒家文化教育的作用。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
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于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
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
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再如袁涣，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
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参军傅幹谏曰：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
“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
“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
“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
“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荀彧的“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袁涣的“大收篇籍”和傅幹的“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显然指的都是一件事，即重整文化教育。
曹操并非不认可儒家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曾在建安八年下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但显然这一政策并未一以贯之，否则也就不会有上述几人的劝谏了。
其原因除了战乱年间无法进行稳定的文化教育事业外，主要还是在曹操内心深处，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压倒了一切，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不想遵从荀或等人的建议。
更有可能的是，他想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再做这些事，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所谓“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都可看作是他对治世和乱世应各有其首选政策的不同表述。
所以他虽然对荀彧的建议“常嘉纳之”、对袁涣的建议“善其言”，但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对傅幹的建议则直接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如前面所说，曹操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和尊崇史实俱在，不容抹杀；同时，曹操“唯才是举”令的发布对儒家价值观的摧陷之酷也是事实。
曹操对儒学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可从其急于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做出解释，即为了完成统一全国的心愿。
曹操不仅没有给儒学以重视，甚至不惜对其造成破坏，后果当然是严重的，正如顾炎武所论：“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曹操时期并非是一个儒学得意的时期，而恰是儒学在魏晋之际走向衰落的开始。
曹操对儒家思想主要分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接受儒家思想。
史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云其“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陈琳在为袁绍所作檄文中更骂他是“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
这些无疑让人感到曹操是一个不学无术又放荡无节制、唯恐天下不乱者。
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样？史书又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为议郎之初即上书陈说“陈（蕃）（窦）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之事，可见曹操二十岁前不仅已身具孝亲礼让、清正廉洁的德行，出仕后亦显示出正身立朝、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力匡朝政的优良品格。
也因此，即使曹操其时还很没名气，名士桥玄从他的言行中便认为他将是汉末大乱“安生民”的“命世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