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乱局中抓住机会，从来都是陈文强的强项。≤，
现在的同盟会陷入了混乱，保皇党也闹扎猛凑热闹，抨击北辰，攻击同盟会。而一直为陈文强所反对的革命党联合，却在此时被他重视起来。
既然北辰抛开了东京同盟会，在南洋另行组建中华革命党，那被扔下的同盟会这个壳，陈文强倒是很乐意捡起来。毕竟同盟会在东京还是发展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不少是日本军校毕业的，而且同盟会在民众之中还是很有知名度的。
联合？并购？借壳上市？部分收购？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陈文强都觉得能使复兴会的实力增长，影响扩大。都是革命党，求同存异是大有可能的。之前他不赞成联合，有着种种原因。现在呢，可以说是联合，但凭实力，凭形势，复兴会完全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船在江水中喷着烟雾向前航行，沿江的山峦、河滩、城镇尽收眼底，景色各异。有时候出了峡谷，江流失去约束，骤然宽阔，水也浅了，在石滩上发出欢畅的喧哗。可转过一个弯，山又将它锁起来，使它恢复了些许平静。
又是两个多月的时间，陈文强才算是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从铁路修筑到产业扩大经营，还与人合股开设工厂企业、开发矿产。比如长沙纱厂、岳阳肥皂厂、萍乡煤矿等，依托已经修好的铁路，实业的活力开始迸发。
至于编练新军，陈文强不必亲历亲为，也没有推荐过于激进的标统，但中下层的军官则由复兴会湖湘支部列出名单，同陈文强安插了很多会员。这些会员都是秘密发展的。在湖北武备学堂、武高等学堂、陆军测绘学堂等军事学堂学习过，由陈文强这个教练处帮办前去挑选，自然是名正言顺，不惹人怀疑。
陈文强与蔡锷交谈过几回，已经探悉到了很多信息，知道他虽然不是革命党。但对革命却是同情的。尽管蔡锷的思想有些超前，那就是“军人不党”，陈文强依然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而在军事方面，蔡锷更是开一面，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将载振之事了结。不过，“事出有因”的结果是赵启霖被免职，原因是轻听轻信；而“查无实据”的结果便是载振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也只好辞职了事。至于段芝贵，这位行贿者因为还有其他问题，最后是被查处革职，永不叙用。
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决定要反击了。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多了。
他首先指使杨士琦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奕劻在慈禧太后面前的一番搬弄，虽然没有将瞿鸿禨和岑春煊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感到警觉了。
正值革命军在广西、云南声势大张，袁世凯便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前去摆平那些事。慈禧太后说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似乎有所犹豫。这时，袁世凯说了一句话：“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于是，岑春煊无奈离京，被打发到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又故伎重演，他到了上海后便称病不行，想在上海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事态真的会象他所想的那样有所转机，他能够有机会再入中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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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知道这股政潮、党争会以何种结局收场，但陈文强是看好袁世凯这个枭雄的。瞿、岑前景不妙，这是他得出的大致判断。
虽然这可能对陈文强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但岑春煊若不能赴广就任，两广总督换谁接替，却对西南的革命形势有紧密关系。所以，他想先赶到广州，把巡警总办的位置坐实，并且提前打探到相关的情报。而革命军想要再度打开出海口，想要再次接受巨量物资的补给，也需要他的运筹调度。
就这样，陈文强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上海换船而未停留，避免了与岑春煊的见面。入海航行，再度返回了他在南方的根基琼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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