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说：“我这里地图很缺乏，总共只有十多张，散会后就去取几张给你们，尽量争取每个师都能有战区地图。基层部队可能无法满足，请大家谅解。我们自己绘制的地图，远不如日军偷偷绘制的详细，很多乡村道路没有标注。具体jiāo通方面的，我们请地方政府组织当地群众当向导，解决这个问题。”
“带路的问题，我可以联络沿途各县政府官员负责找人，包管部队不会在山东作战时碰到瞎指路的jiān细。”陈市长立即表态。
川军将领鼓掌回敬。
“好！谢谢李长官和陈市长！那就有劳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战区敌情，部署任务。”邓锡侯笑道。
“好！邓司令爽快！”陈市长赞叹道。
“好！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宗仁走到挂军用地图的墙壁前，拿起指示棍，一边从北平慢慢往下划，一边解说道：
“集结在华北的日第二军团西尾寿造部，从这里渡过黄河，韩复榘不战而退，向津浦线西侧躲避，徐州以北津浦线没有一支部队驻守。12月27日，济南沦陷。在你们到来前半个小时，我接到从泰安来的电话，说日军正在大举攻城，韩复榘的主力部队向运河以西溃逃。正说到一半，电话就断了。眼下，津浦线徐州以北实际上已经空虚。我们最担心的是，日军有沿着津浦线迅速南下，抢占我徐州的危险。我已直接下令贵部先头部队745、746、750团迅速渡过微山湖，抢夺临城。要不是贵部先头部队及时过河阻止日军南下，徐州可能失守，我这个光杆司令和各位就可能全都沦为日军俘虏。”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形势很危险啊！”赵渭宾等川军将领小声议论。几个高级将领和参谋官心中则对李宗仁的临危不惧暗暗称奇。
“是的，眼下徐州形势非常危急。”李宗仁接着说，“贵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迅速填防徐州以北津浦线的空虚，阻止日军南下势头。具体进军路线原本有两个，一是从砀山出发，向东北方向沿着乡村道路步行，越过微山湖抢占兖州和邹县，阻击日寇越过运河，断徐州后路；一是从徐州北沿铁路上，经由临城，抢占滕县和邹县，确保徐州安全。现在山东军既然向铁路以西退却，22集团军就全部从徐州沿津浦线北上，抢在日军南下之前占据临城，确保徐州。时间非常紧迫，我希望贵集团先头部队立即出发，主力部队在5天内出发。”
第十六章 山东危局(5)
“嗯！我们这就打道回府，把任务布置下去，马上派先头部队抢在日军前头去抢临城，坚决保住徐州。”邓锡侯当场表态。
话音刚落，副官跑来报告，说川军745团急电，说该团经侦察计算，仅用渔船运兵过湖，就得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湖对面津浦线局面混乱，敌情不清楚，不如返回陇海线坐火车北上快捷安全，请求战区司令部改变行军路线，转身南下，从微山湖南边的黄口乘车北上。李宗仁想了一下，认为有理，当即同意。
邓锡侯等听李宗仁说了急电情况后，马上看地图。当即命45军125师373旅746团团长谭尚修立马给砀山驻地打电话，令该旅在砀山的746团副团长，立即率部从驻地乘火车赶往徐州，抢夺临城，摸清徐州以北敌情，随时向设在徐州的战区总部报告。团长谭尚修和所属旅旅长陈鼎勋，就留在徐州地等待部队。邓锡侯和孙震留下一批人员在徐州物色集团驻地，随即率其余人员返回砀山驻地安排填防任务。
1月4日，日军占领曲阜和兖州。蒋介石闻讯韩复榘再次不战而逃，又丧失两个重要城池，非常气愤，再次电令韩复榘，非有命令，不得擅自后撤，并要求他组织反攻兖州。而此时韩复榘早已逃往济宁以西距离河南不远的巨野去了。
日军随即派重藤、福荣两联队沿津浦线南下，分兵两路，分别向济宁和徐州方向开进。
1月5日，日军沦陷邹县。邹县再往南，就是滕县，滕县以南就是徐州了。驻滕县的韩复榘部队闻风逃跑，沿途放火抢劫。县城的中国驻军一撤走，立即出现汉jiān维持会组织。老百姓纷纷举家出城、离村避难。
（第十七章至二十八章略）
后记 《川军》创作缘起与心得
最初想到为川军抗战写点什么，是几年前的事情，当时笔者到著名的抗战文物民间收藏家樊建川先生那里去，他赠了一册新著《一个人的抗战》给我，并建议创作一部川军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之后，由于忙于工作和生计，只是收集了一些资料，迟迟未能构思和动笔。
2004年国庆期间，有缘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见到一篇从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主办的民族魂网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转贴过来的首批出川抗战的122师少将参谋长赵渭宾烈士的家书，并因此结识了赵将军的后人赵令德先生。笔者为这封家书深深感动，文思泉涌，当即决定以此为缘，创作以王铭章、赵渭宾为代表的北路川军抗战将领形象。
创作得到赵先生的大力帮助，他推荐了一些重要资料，包括这封原件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家书的复印件，和赵将军的照片等。本书稿在完善过程中，还得到杨毅、张兴典、李晔等好友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滕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是本书最重要史料来源之一。滕州市政协、滕州烈士陵园和滕州市界河镇北沙河村北沙河惨案纪念馆也为本书提供了珍贵史料和图片。本书在出版前还非常荣幸地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女士的题词鼓励，张主席的祖父系川军抗战时期的重要精神领袖、为全国各方面力量团结抗战做出重大历史贡献的新中国首届国家副主席之一的张澜先生。这对于本书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
在整个资料收集、构思、创作、完善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受到，川军抗战其实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将军的故事，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史料的群体的历史，这个群体的身上，浓缩着当时的四川军民，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悲壮抗战历史，和一个民族在国难当头时的基本xìng格和奋斗精神。因此，作品中不顾对主角形象刻画的影响，尽可能地多提到了不少相关川军人物的真名实姓其中不少都名不见经传。
在当年，从南京退到武汉，再退到重庆的guó mín dǎng中央当局，一再强调“忠勇”。这个“忠”字，是别有寓意的，骨子里不是说忠于国家和民族，而是忠实于“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一个领袖”。显然，如此政治意境的“忠”，与川军将士所内在的对国运的“忠”大有区别。于是，笔者决定用“义勇”给这个文学作品定位。这里的“义”，无疑是为国家存亡而英勇献身的民族大义、春秋大义。用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的说法，就是“侠之大者”所崇尚的民族大义。
第十六章 山东危局(6)
也正是由于这种大义，川军将士以一种莫名的大勇，非常理xìng地容忍了亲痛仇快的捉弄和屈辱，用难以想象的简陋装备，和单薄夏装，在北国严冬和春寒料峭下的冰天雪地之中，用血ròu之躯，顽强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pào和坦克，为赢得在抗战史上地位至关重要的台儿庄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
坦率地说，从纯军事角度上讲，笔者不认为滕县战役和台儿庄战役打得像一般史书上宣传的那样很好，而是觉得它们在战略战术上远不如世界游击战争经典的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样相对智慧、周密和战果卓越。笔者估计，如果当时整个战区的指挥更好，汤恩伯军团能像川军驰援山西和鲁南那样积极抗战，或者像张自忠军增援临沂那样策略和顽强，而不是消极增援、积极撤离，台儿庄大捷多半会提前为滕县大捷，甚至滕县至邹县一带的山地大捷，滕县、临沂和台儿庄的战斗都不会像后来那样伤亡惨重，战果也会强于台儿庄大捷的实际成果，甚至后面所有战事和历史都可能改写。
也正因如此，与很多关于滕县抗战的史料和评论大相径庭，本文学作品并不特别强调众多川军将士在浴血滕城时的“城亡与亡”，而是尊重所接触到的客观史料，不为尊者忌讳地揭示了死守孤城的无奈、悲壮和特殊历史地位。
川军22集团军驰援鲁南的主要贡献在于，先是非常及时地抢占到了临城和滕县，日后又拼死阻滞了日军的大举进攻，两次挽救了势在必失的徐州，大大延缓了日军的侵华速度，并进而深刻改变了日方的最高侵华战略和侵华命运。特别是最后一点，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新发现，川军在抗战史上的实际贡献和地位，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
种种残酷而悲壮的战争前景和历史命运，已经在滕县战斗之前、赵渭宾在太原写的家书中悲愤地和充满希望地预言到了。
这封信令人感动的地方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其中明确地展现出一位洞明时势的川军将领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因军阀混战所致国家危亡下的无数悲壮的牺牲品中的一个；一是共产党和因积极抗战和卓有成就而深得民心，并因此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一是北路川军由于和八路军的特殊jiāo往而大受裨益，抗战精神、抗战作风以及战斗力都明显提升。
留意这三点，或许有助于读者透过历史的部分片段，去感触整个中国抗战历史的波澜壮阔和复杂微妙，并进而感悟深刻影响民族兴亡的历史真谛之所在。
总之，笔者深信，中国的悲壮历史，以及川军拼死卫国的大义大勇精神，是龙的传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任何对中国的新的侵略图谋和汉jiān行径，都应该及时给以相应的惩罚。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命运，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悲壮，和平崛起于新的世纪。
夔剑
2007年5月26日
附录 忆先父赵渭宾烈士（赵世诚）
先父讳渭宾，字象贤，1894年生于四川成都。“七七事变”前夕，先父在川军第41军122师任少将参谋长，在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前夕的滕县抗日战役中，与王将军一起壮烈牺牲。1985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先父为烈士。为了追忆先父生前事迹，我曾向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申请借出存放在本人档案中的一封信。这是1937年先父走上抗日最前线的前夕在山西太原寄给我的信，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他对战局的看法和对我们兄妹的希望。几个月后，先父即在山东为国捐躯，此信竟成为对我们兄妹的遗嘱。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在我身边，直到1956年我入党时才jiāo给党组织。
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苦。为先父过早去世而哭，为先父奋斗一生而未能亲见统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哭……也不禁使我回忆起了历历往事。
第十六章 山东危局(7)
先祖父是当时官办的制革厂职员。先父童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多难之秋，中华民族濒于危殆。入学校后，得到当时已倾向于民主革命的成都著名学者李培甫、视祀怀诸先生的教育，深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常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议论，少年时就埋下了“以身许国”的根。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革命政权为防备清廷残余势力，组编学生进行军训，成立学生军，先父年已18岁，即毅然参加，次年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1914年，他在军官学堂第二期毕业，到属于guó mín dǎng系统的熊克武部队任职，初任讲武堂教主官。1920年转入部队，在熊部第1师（师长喻培橡）任少校参谋。1924年随喻师参加讨贼（曹琨）军，部队屡为北洋军阀在步步所逼，被迫退出四川，驻防于贵州、湖南一带。不久，孙中山先生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五省联军副总司令，准备北伐，先父调任喻师参谋长。之后，先父凭同学同事关系，在四川军界中担任幕僚职务，先后在28军11混成旅、川康边防军第2师、第3师、41军122师等部队任参谋长职，直到1937年出川抗战。
先父虽然多年在军界工作，但xìng格和爱好仍不脱文人的气度。由于早年受李培甫先生的影响，所以旧文学根基很厚（先父牺牲后，成都的著名文人刘豫波先生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评价：“久病说当年，最难忘春树淡诗，自愧我识途老马”）。1926年以后，生活比较安定，先父便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了大批书籍，其中包括廿四史、各类子书、名家诗词文集等。对于能代忠臣义士的著作，如岳忠武王集（岳飞）、文山先生集（文天祥）、史阁部集（史可法），更是百计求购，置诸案右（这些情况见先父在书上所写的跋语，这些书现藏于）。在史书中，尤其重视明史、宋史。我当时正上初中，曾遵命逐卷阅读。‘所藏图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进步书籍，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河上肇、巴格达诺夫、鲁迅、邹韬奋等人的著作，以及少数马克思原著（如李一氓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都是1927年以后出版的，在当时算是禁书。这些书是在先父阵亡后，我清理遗书时发现，都是先父阅读过的。
“七七事变”前后，先父在陆军第41军122师任少将参谋长。这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一天比一天严重，先父的以身许国抗拒外侮的思想也日趋成熟，很自然地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先父阅读了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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