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他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如参与、协商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他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这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要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29日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xìng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而改革不力，政权陷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将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从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得更多的是经济方面，其实政治方面也如此。
用“开放xìng”来应对利益集团
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xìng。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xìng就越低。用“开放xìng”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máo zé dōng时代，执政党主要是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máo zé dōng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máo zé dōng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máo zé dōng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并不明显。直到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xìng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更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衰落。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政治局常委从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xìng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xìng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xìng。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xìng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xìng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xìng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bào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bào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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