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窜入黔”，上演一出雷公劈豆腐，捏一把既是软柿子也是好果子的王家烈了！
各位瞅到这会儿可以来说道说道了：蒋公和“龙主席”，谁是五十步，谁是百步？
人常说“无独有偶，事不过三”，而1935年2月19日这个日子真就有这么巧，就在蒋公和“龙主席”在相互比较百步与五十步那当口，又有一位仁公硬是闯进了赛场，也要参与这场竞技。
这就是刘甫公麾下大将潘文华将军，他也跟蒋公不谋而合，并把蒋公意图翻造了个“川版”：
一、综合情报，匪确窜至古蔺东南小水乡、白沙乡、镇龙山、铁厂一带地区，有窜黔北模样，滇军安（恩溥）旅巳到达麻线堡，我潘（佐）旅今午可达古蔺。
二、联合滇黔各友军会剿于赤水河以西一带地区。
三、郭（勋祺）指挥袁（治）、潘（佐）、廖（泽）三旅，联合友军负围剿该匪之责。
四、陈（万仞）指挥袁（如骏）、达（凤冈）、刘（兆藜）三旅防匪西窜，刘（兆藜）旅相机推送至王场、黄水河等地，袁（骏如）旅推进至高坝、盐津附近，达（凤冈）旅则仍驻建武。
五、范（子英）指挥率所部驻金鹅池策应，并防匪回窜。此令（10）。
笔者键击至此，没法不对70年前同场竞技的蒋公龙主席潘将军，很卖力气地喝了一彩！
不过，笔者认为潘将军在这场竞技中应属“五十步”天地良心，这绝不是笔者在照顾老乡关系，因为潘将军在上电发出后又有一电，较之于蒋公确要胜出一筹：“一、郭（勋祺）指指挥袁（治）、潘（佐）、廖（泽）三旅向土城方面追击，二、范（子英）指挥兼程开赴合江防堵；三、达（凤冈）旅回驻叙永，刘（兆藜）旅回驻古宋（今兴文县城中城镇），周（成虎）大队开江门待命。（11）”
这是当天参赛者中唯一一个稍微着了点边际的部署“……向土城方面追击。”
潘将军或许是在着急忙慌加入比赛后才弄明白：现在是说什么都晚啦！
的确晚了，2月19日24时，中革军委部署次日行动：红一军团集结于枫村坝、土城地域，向猿猴（今元厚）、东皇殿（今习水）两方向游击警戒；红三军团集结回龙场（赤水河东岸）、临江渡（今临江庙）地域，向仁怀、东皇殿（今习水）方向游击侦察警戒；红五军团即日要全部渡过太平渡；红九军团亦准备于20日全部渡完；已进至太平渡的军委纵队则于20日过河进至鼎新场附近（12）。1小时后，为迎击可能遭遇的黔军，中革军委又将中央全军划分为两个纵队：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由临江场（今临江庙）、回龙场（赤水河东岸）地域，经沙坝、花秋坝、兴隆场向桐梓西南地区前进；左纵队为红一、红五、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经东皇殿（今习水）、图书坝、梅溪、官店、九坝，向桐梓西北地区前进，红五、红九军团为全军后卫。（13）。
20日，中革军委进至龙兴场（今隆兴镇），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军团部进至土城附近休息（14），红一军团主力亦集结于土城、枫村坝一带地域（15），后卫红五、红九军团也基本渡过赤水河。当晚17时，中革军委作出次日行动部署后明确指示：赤水河上浮桥在22日全军全部渡河完毕后，只须折除，不许焚毁，对船主应给费补偿其损失（16）。
这些“不许焚毁”的浮桥，为中央红军后来在赤水河上的第四渡提供了极大方便。
当晚24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中革军委报告：红一军团以协同友军进取桐梓之目的，拟于明21日起，以6日行程进到桐梓西北地区（17）。21日17时，中革军委在准确掌握了中央军、川滇军和黔军的动向后，定下决心：“现我野战军任务主要是迅速脱离川敌，进攻桐梓，遭遇黔敌，对追我之敌则侦察戒备并掩护，在有利条件下则准备回击，消灭其一部。因此为争取先机，我一、三军团应日行70里左右，用4天行程逼近桐梓，期于25日会攻桐梓，并准备沿途遭遇黔敌”，并按中革军委19日部署精神指定了各部22日进止地域及相应任务（18）。
这时中央红军已全部渡过赤水河，准备短暂整顿队势后，迅疾向桐（梓）遵（义）发起攻击。
而就是到了这个当口，远在昆明的“龙主席”还想来赶“集歼朱毛于赤水河西”的末班车。
“龙主席”这段时间天天骂部下的口头禅就是“恐贻人讥”，其实他老人家压根儿就没仔细想想，最“贻人以讥”的，不就是他这位滇军统帅么？如果说前两天他跟蒋公在五十步与百步的竞赛上还难分伯仲的话，这回他可就真是要拔去这“百步”之头筹了。
看看他是咋说的：
“急。牯岭。蒋委员长介公钧鉴：永密，顷据第三纵队安旅长恩溥电称：‘匪在滇境因受压迫，不得已放弃原定计划，回向东窜。本军不分昼夜，轻装尾追。现匪已全入川境，除遵令跟进外，特以奉闻。’等语。查匪踪飘浮忽，亦狡黠异常。职现决定饬土城附近各部，极力扼守，不使匪得越赤水河一步。务于赤水河西岸与永宁河东岸严重压迫，蹙此匪于大江之南聚而歼之，以期一劳永逸。唯叙永以下防务，与二、四两纵队部署，是否确实严密，万一稍有疏虞，后即费手。除分令各部遵照并电邻疆查照外，特电奉闻。职龙叩。马申。印。（19）”
蒋公收到这个电报，估计是连回电“一讥”的兴致都没了。
由于红一军团部队在猿猴（今元厚）附近的游击佯动并与黔军一部接触，触动了川军方面刘甫公潘将军“长江防务”这根敏感的神经，潘文华将军这会儿显然已成为对几天前那个 “集歼朱毛于赤水河西岸”不抱什么信心了，而将其部署重点转放在了泸州下游的长江防线上：范子英、田冠五两旅都被调往赤水、合江以作防堵，跟追的郭勋祺、廖泽两旅进至赤水河西岸附近即沿河下行向土城方向前进，其意图大概也是堵住“朱毛”北进，故直到2月22日，与已过河的中央红军后卫红五军团隔河对峙的只有刚撵来的潘佐旅一部及“古蔺清乡大队长”骆国湘部4个中队的民团武装，而无论是从川军利益和自身安全来讲，潘佐也好郭勋祺也好，都不会马上就很积极地贸然扑过河来和“朱毛”拼命。
至于滇军和中央军，他们还吊得远着哩，就是想来拼命，一时半会儿也还够不着22日这天，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第十三师万耀煌部才开始去执行蒋公那个“集歼朱毛于赤水河以西”的计划，从仁怀、茅台出发沿赤水河北进“堵剿”，这会儿先头部队也才到达赤水河东岸的二合。而吴奇伟纵队主力尚在黔（西）贵（阳）线上，周浑元纵队第五师谢溥福部、第九十六师肖致平部还在慢吞吞地执行着“经六广、黔西、大定（今大方）、瓢儿井，向古蔺、叙永追剿”的命令（20）。
也就是在这一天，薛岳关于“匪主力与巧皓等日（2月18、19日），由二郎滩、太平渡偷渡”的通报才送达各部（21），
在几天后中央红军打响的桐遵战役期间，万耀煌的这支中央军部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这个师是个两旅六团制的甲种师，在薛岳手下诸师中首屈一指，一个师相当于人家两个师。而那几天里，这支中央军精锐之师与“朱毛”基本上是在两条相距不太远的平行路线相向而行，“朱毛”南下去取桐（梓）遵（义），万耀煌则北上去踩他们和跟追川军的留下的脚印。虽然跟来跟去都是只捡得到破草鞋照不到人的面儿，可人家走弓背他也走弓背，连根弦都不划，其执着和笨拙让人瞅起来也忍俊不禁煞是有趣。
难怪万耀煌本人后来也自嘲：“‘朱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
万耀煌这一闪开，跟“朱毛”脸对脸站着的，就剩刚“打回老家来”的“王主席”一人儿了。
2月21日那天王家烈正去桐梓小水老家给其母作寿。刚回家就接到薛岳转来的蒋公要他率部到松坎以北赶水之线防堵的命令。薛岳这天刚被蒋公扣上了一顶“贵阳绥靖主任”的顶戴，名正言顺地就握有对“王主席”的生杀大权，“王主席” 一时间也很着慌，当下便驱车赶回贵阳。在与柏辉章商量一番后，决定令柏部第四团蒋德铭部赶赴酒店垭、九盘子一带布防，第一旅杜肇华部从桐梓向新站、松坎一带陆续移动，其第六团刘鹤鸣部先到桐梓接防，第十团宋绍奎部扼守娄山关、黑神庙一线，第十五团金祖典部驻守板桥，第一团江荣华部则负责遵义城防，王家烈和犹国才及所率其警卫团和独立营亦留城中，同时令正在鸭溪的第五团李维亚部和正在湄潭的第八团万式炯部紧急向遵义驰援。
不过这当口“王主席”也明白，要想真正挡住中央红军，自己这几个团的队伍是靠不住的，还是得求助于“中央大军”。于是他在把自己那几杆烟qiāng铺排停当后，又急电薛岳，催促中央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速渡乌江向刀靶水前进。
然而好像这一切都来不及了，而且让桐梓城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六
跟蒋公及麾下诸侯们的紧张相比，赤水河畔的干人（22）们对“朱毛”回来很是开心。笔者在丙滩（今丙安）、猿猴（今元厚）、土城、太平渡等地都见过许多红军打开土豪劣绅的粮仓、盐号，向群众分粮分盐分浮财的旧址，这在当时“人无三分银”且老百姓缺粮缺盐还缺衣服穿的黔北地区，肯定得到了大多数群人的拥护和欢迎。象一渡赤水期间红军活捉并处决的大恶霸黄平政及因此而气绝身亡的其父黄厚安，还被群众编成了歌谣来渲泄心中快活：
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出川。
打到黄陂洞，退到碓窝滩。
处死黄平政，气死黄厚安。（23）
笔者有回在丙滩（今丙安）跟几位八十多岁的老者摆龙门阵，一提到“红军”二字，老人们信口就哼出这段歌谣。
还有一首民谣很有意思：
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
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
要想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qiāng跑。（24）
土城一带的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红军一渡赤水后不久，当地大地主大土豪罗义甫反攻倒算，搜捕了一大批帮助过红军给红军带过路的“干人”，押到了土城以北不远的落妹垴准备以“通匪”罪名大开杀戒。而这时土城百姓得知红军已经二渡赤水将至土城，便成群结队撵到落妹垴大呼小叫：“红军回来啦，红军回了啦！”一下子把罗义甫被吓得魂飞魄散，抬脚便落荒而走逃之夭夭，那些行将就戮的“干人”们也因此而从屠刀口下捡回了一条命。
红一军团到了土城、猿猴（今元厚）一带时，常常都听人招呼：
“红军先生，来把你们的哥子领回去噻！”
这些“哥子”，就是一渡赤水时留在老百姓家中那些伤病员，老百姓留在家中管吃管住还负责安全，许多群众利用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在当地民团“搜剿”中保护了许多红军伤病员，有些伤病员简直就是公开或半公开地住在老百姓家里。伤病员们归队时“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军装全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25）”。临走时，老百姓还送上鸡蛋、包谷粑粑，给钱也不要，还一个劲儿地客气：“对不起，没有招呼好你们，不要见怪哟。狗贼的王家烈侯之担把我们整得太干了，要是他们的人，我们尿都没得给他们喝哩……”
林滩有位叫刘纯武的guó mín dǎng区长（后来还当过赤蔺联防办事处主任），曾经利用其特殊身份，收留和掩护了数十名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有些重伤员一养就是一两年，还提供了医疗帮助，回乡的路费资助，愿留下的则帮助寻求谋生手段（26）。
然而这里毕竟不象江西苏区这类有着比较巩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的老根据地，群众出于劳动人民的善良同情心收留掩护了红军伤病员和落伍掉队人员，却并不会象江西苏区群众那样同时也自觉承担起鼓励动员伤愈病愈伤病员和落伍掉队人员归队的责任这种觉悟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造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对部队中的一些不坚定者也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软化和涣散斗志的作用。
那时节中央红军因转战频繁，落伍掉队人员相当多。勿庸讳言，这其中有不少人是实在吃不了这个苦而故意掉队，这多为在黔东南和黔北新参军的战士。一月间中央红军在黔北“扩红”一下子就扩了四五千人，还“消化”了不少俘虏的川黔军士兵，这中间很多人都有鸦片烟瘾，不得不编在新兵连先戒烟。一行军打仗，鸦片烟瘾一上来再加农民群众那点与生俱来的散漫劲儿一发作，就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落伍掉队现象。还有来自江西中央苏区一些老战士，对这种老是转来转去还走“冤枉路“的状况十分不满，他们中也有故意掉队不愿被收容归队的情况发生。鉴于这种状况和为“创建川滇黔新苏区”转战的需要，红军总政治部在这次东渡赤水时下达了一个《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最近各部队行些掉队落伍的分子，经常的、每日的甚至故意掉队，他们不愿被人收容，不肯归队或归队后立即重新掉队，这些人一般情绪低落，不愿到前线打仗，不愿在部队担任勤务。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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