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虽然中革军委当时将追敌误判为“廖旅”（实际上郭勋祺、潘佐两旅在温水即已赶在了廖泽部的前头），但对追敌兵力的估计还是基本准确的。
（12）未查到此电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编》第2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13）朱德《关于我军27日行动部署（1月27日5时30分）》，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58第～5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红军总政治部命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70～第3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15）《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编》的作者研判为1月26日，而笔者根据中革军委1月25日、27日部署电及guó mín dǎng军方面潘文华《土城战斗祥报》研判后认为应是1月27日，1月26日红五军团尚未退至枫村坝一线。
（16）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7页
（17）《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8页，有关史实由时任郭部警卫营营长的郭文炯先生提供。
（18）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60页。
（19）潘文华《土城战斗详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0）《朱德关于消灭枫树坝、青岗坡敌人的部署致各军团、中央纵队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1）有资料称此处可通视整个青杠坡战场，笔者亲历其境登攀后认为不可能。
（22）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1～第52页。
（23）《周恩来关于红四师向东皇殿追击敌军致张宗逊、黄克诚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4）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3～第54页。
（25）《参谋团大事记追剿朱毛股匪》，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44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另：胡秉章文称郭旅在青杠坡战斗伤亡680人（其中营连排长20人），被俘/失踪130人，损失qiāng械200余支，迫击pào1门，俘红军战士25人，收容红军伤员120人。如果加上廖、潘两旅损失，川军在青杠坡一战的损失，应在2000人上下。
（26）建在青杠坡战斗遗址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称中央红军在青杠坡一战“伤亡近千人”，但如果加上中央红军在旺隆场、复兴场、箭滩等的战斗及击破沿途川、黔军追堵中的损失，估计中央红军在整个土城之战中的伤亡人数应在 2000人以上。而碑文称青杠坡战斗“川军伤亡三千余人”显然有误，这个数字源自《参谋团大事记追剿朱毛股匪》，应为整个土城战役（包括箭滩、黄陂洞、复兴场、青杠坡及追击途中诸战斗）的损失。
第三章 迂直（上）
起句不佳，开篇文字并不行云流水/出言无忌，“打仗，我们打不好，你也不一定能打好”/不想绕路，林彪建议被赋予积极意义/多看一步，“龙主席”向蒋公奉上锦囊/叙城不克，潘将军步步踩在“朱毛”之先/计划多变，林彪毛头小伙脾气冲上脑门/处处被动，新计划还是没赶上变化/重摆棋盘，刘甫公龙主席果然老辣/集中扎西，林军团长又拧脖子/千钧重负，放下不过四两，máo zé dōng要挥洒如意大手笔
一
中革军委首长临机措置作出的这个“变化计划”的决定，非常明智。
虽说“郭莽娃”自己都有“再打半天管叫你我饮弹入地”的后怕，但如果中革军委首长们执意要将青杠坡这场战斗打到底，那就有可能连为自己后怕的机会都不一定能挣到：就算是中央红军主力再鼓一把劲，能在29日那天把郭旅打垮了甚至把“郭莽娃” 本人都活捉了或击毙了，那也于大局无补，只会使自己在被动的态势中越陷越深。70年后我们通过玻璃匣子得以透视：中央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时，除了在青杠坡及附近地域的郭旅潘旅廖旅9个团外，在土地附近或已接近土城的川军部队，还有旺隆、复兴方向的章安平、达风冈两旅5个团，官渡方向的徐国团，赤水方向的刘兆藜旅3个团，古蔺方向的范子英旅3个团，松坎、温水方向的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3个团这还没算上那些战战兢兢的黔军。而且潘文华在28日那天已经确悉：“匪主力确在土城一带”，故“除令廖、郭、潘旅分道猛攻，并令范旅亲率8营，督同退蔺黔军，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迎击阻截外”，还“督达、章两旅及徐支队，向土城猛剿，期于聚歼此匪。（1）”这几路人马距土城少则半天一天的行程，多则两天最多3天的行程。中央红军真要是被粘糊在土城了，那可就不是你去 “消灭”人家，而是人家要“消灭”你了！
况且，就算蒋公是个糊涂蛋，这当口也知道“赣匪”们想干什么了。就在林彪率红一军团从由土城向赤水疾进的那天，蒋公就已经瞅得清楚明白：“朱毛”这是奔长江去的。他当下便急电正忙于“适宜调配”的薛岳：“联合黔军向西北追击”。大概是怕薛岳过于热衷于 “黔政”而对“剿共”不够上心，蒋公电示得相当具体：“守备贵阳、贵定，应以疲劳较甚，必须整理之部队任之，应派得力部队，由黔西向古蔺追剿。（2）”这几天，薛岳按蒋公这个机宜，在所部8个师中抽调精壮人马编组为第一、第二两个“追剿队”，开始由乌江边上向仁怀前进，准备向叙（永）古（蔺）一带“追剿” 了。
1月28日傍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就“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达成共识的同时，也作出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战事，组织撤退掩护；周恩来负责组织工兵，在29日天亮前架好3座浮桥；陈云则负责组织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笨重物资（3）。当晚，这几位都彻夜未眠，朱、刘继续在前线组织佯攻遮盖主力撤出企图，周恩来连夜组织工兵们在土城浑溪口、蔡家沱两个渡口搭起浮桥，并修复了侯之担部撤出时破坏的另一座浮桥；而陈云则扮演了一回敲碎坛坛罐罐的铁面包公，黑着脸督促各部将印刷机、X光机等各种笨重行李物资及难以携带的山pào、重机qiāng等折成零碎扔进赤水河，让诸多很“财迷”的官兵们涕泗jiāo流心疼了很长时间。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工兵连也在猿猴（今元厚）的沙陀、川主庙两个渡口架起了浮桥。
1月29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在通报敌情后宣布了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4）”并对行军序列作出调整：林彪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军委第二、三梯队及军委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从猿猴（今元厚）渡河，取道黄泥埂向古蔺以南前进，红九军团为后卫在川风坳向赤水来敌警戒；中革军委首长率军委第一梯队、军委干部团及红三军团五师为中央纵队，至迟于29日12时由土城下游渡口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唐朝坝（今同民）前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土城上游渡口过河，取道唐朝坝（今同民），向太平渡方向前进。
虽然“一渡赤水”是仓促间的临机措置，但中央红军的撤退组织工作应该说相当有序，掩护战也打得有板有眼很是乱真。29日白天，青杠坡一带qiāngpào轰鸣很是热闹，红军临撤出时，还象模象样打了两次进攻，连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郭旅第七团团长袁治也没有看出“赤匪”这是要撤退。
朱德等是在所有部队都撤出战斗后，才随后卫部队一起过了赤水河。
傍晚时分，郭勋祺部进得土城时，红军已了无踪影，浮桥也被破坏。
郭勋祺在松得一口大气的那当口喜事也临了头，升了官又发了财：刘湘颁布明令，将其由“少将旅长”升任为“本军模范师中将师长”，所部第七团团长袁治也因功递升为“少将旅长”。蒋公犹恩外施恩，传令“赏洋一万，以示嘉许”。刘甫公这人带兵最喜“恩威并重”，有奖当然就得有罚，于是乎同样卖了死力的廖泽便以 “贻误戎机”之由，被摘掉了“南岸剿匪总指挥部第三路指挥官”及“模范师副师长”的官帽子。其实认真说起来廖泽这个官司吃得相当冤枉，虽然廖旅在松坎给黔军助阵时被林彪打得很难受，向土城跟追时格外小心了一点，但手下蓝、王两团28日晨及时赶到青杠坡加入郭旅右翼战斗，截住正向郭旅迂回的红军，这也是造成 “郭莽娃”逃过一劫反而升官又发财的重要原因之一。况且这一手甚至出乎“朱毛”意料之外，直到撤出战斗那天前线红军战士们还不知道敌人已有7个团参战： “不是说敌人是4个团么，咋就越打越多呢？”
土城这一仗虽然对“朱毛”来说是个“败仗”，但细算人头账对“郭莽娃”而言也不是一个“胜仗”。 “朱毛”坦陈“失利”那是指打了个消耗仗且未达预期目的，甫公自夸“大捷”也仅仅是因为郭旅侥幸躲过一劫没成“朱毛”桌上大餐。而“郭莽娃”经此一战也冷汗淋漓，从此便不再发“莽”硬充出头椽子，进得土城也不“蹑尾穷追”，而是舔伤裹创与“溃匪”拉开了距离，此后与“朱毛”也基本上再无这般血ròu模糊的“亲密接触”。
中央红军撤出土城的当晚，达凤冈旅进至猿猴（今元厚），章安平旅进至葫市，潘佐旅进至林滩。
尔后便开始“跟追”这几位后来才知道，“跟追”就是送行，是个比打仗还苦的差事儿。
这就是中央红军的“一渡赤水”，被传唱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四渡赤水”战略大机动中的第一渡。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来对“这一渡”作即景观察考量，你肯定看不到任何“用兵如神”的影子，而只会啧啧而言：这不就是一次迫于形势的被动转移么？的确，在撤出战斗及此后的几天里，中央红军不光是被动，甚至还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狼狈”状：仓促由作战转入机动，部队落伍掉队减员很大，转移途中有些部队还多次被敌截断与主力失去联系，重武器和大行李差不多都扔进了赤水河，上上下下牢骚满腹怨气冲天，遵义会议上被批评的几位中还有人出言无忌：“打仗，我们打不好，你也不一定能打好。”……
这“四渡赤水”的开篇之句，似乎实在不是什么行云流水的精彩文字。
问题在于，是不是谁都能掂着一个起句不好的开篇，弄出个惊世骇世乃至传世之作来？
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在还是接着来说道这个起句不怎么好的开篇。
土城那个碰头会也是个没有留下纪录文字的会议。关于中革军委乃至máo zé dōng本人在决定“一渡赤水”那当口，对下一步行动是如何考虑的，是准备把“计划”变化成到什么程度，笔者目前尚未查阅到可作为直接证据的原始文字资料（如电报、会议文件等）。但根据中央红军的此后几天里的有关往来电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以及诸多“事后诸葛亮”有关学术文章，大致还是可以作出与事实能够呼应且大致吻合的研判，中央红军这个“西进”可能企图有二：一是拟在宜宾附近寻机“北渡长江”，二是在此举不成时则迅速通过川滇黔边地区，抢过横江一线，在绥（江）大（关）昭（通）一带抢渡金沙江。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长江过不了，就走金沙江，这好像也是典型的毛氏风格。
咦，这不就是笔者在前边儿重摆沙盘纸上谈兵的那个虚拟“想定”么？
天地良心，信不信由你，笔者在划拉前边儿那些事儿的当口，真还就没顾得上详研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后那几天的战略意图。不过，在绘制那几天双方态势图的时候（笔者划拉文字时一般要先绘详图再作研判），有一种“事后臭皮匠”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中革军委首长们制定和实施“北渡”计划时，对中央红军左侧翼川滇黔边那一片暂时的空白未予及时关注和利用，颇为可惜。而这当口因“北渡”受挫，作为局中人的周恩来máo zé dōng朱德等中革军委首长们焦灼的目光，势所必然地要扫视到这片此前未被引起足够重视的区域来。“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是遵义会议关于战略方向的重大决议，中共中央决策层绝不会轻言放弃。况且从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而言，包括周恩来、máo zé dōng在内的任何一位中革军委首长，在这个决议重新付诸政治局讨论之前，都无权予以变更。如此，中央红军此番 “西进”意图，就只能是笔者那个迟到了70年的“虚拟”：换个地方“北渡”。
这几乎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虽然好像晚了一点。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之前，已进至叙永的范子英奉潘文华令，留下教导师第一旅周瑞麟团守备叙永，率教导师第二旅及配属的边防第四路顾家辉团进入古蔺县境，拟增援尚在土城苦战中的郭、潘、廖诸旅，而原拟用于叙（永）古（蔺）“防堵”，而此时已进驻九支富家坳一带准备接应郭、潘、廖诸旅的第一师第三旅刘兆藜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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