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穿越小说 > 毛泽东的神来之笔 > 第 13 章
    可能”。虽然中革军委当时将追敌误判为“廖旅”(实际上郭勋祺、潘佐两旅在温水即已赶在了廖泽部的前头),但对追敌兵力的估计还是基本准确的。

    (12)未查到此电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编》第2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13)朱德《关于我军27日行动部署(1月27日5时30分)》,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58第~5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红军总政治部命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70~第3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15)《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编》的作者研判为1月26日,而笔者根据中革军委1月25日、27日部署电及guó mín dǎng军方面潘文华《土城战斗祥报》研判后认为应是1月27日,1月26日红五军团尚未退至枫村坝一线。

    (16)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7页

    (17)《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8页,有关史实由时任郭部警卫营营长的郭文炯先生提供。

    (18)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60页。

    (19)潘文华《土城战斗详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0)《朱德关于消灭枫树坝、青岗坡敌人的部署致各军团、中央纵队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1)有资料称此处可通视整个青杠坡战场,笔者亲历其境登攀后认为不可能。

    (22)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1~第52页。

    (23)《周恩来关于红四师向东皇殿追击敌军致张宗逊、黄克诚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4)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3~第54页。

    (25)《参谋团大事记追剿朱毛股匪》,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44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另:胡秉章文称郭旅在青杠坡战斗伤亡680人(其中营连排长20人),被俘/失踪130人,损失qiāng械200余支,迫击pào1门,俘红军战士25人,收容红军伤员120人。如果加上廖、潘两旅损失,川军在青杠坡一战的损失,应在2000人上下。

    (26)建在青杠坡战斗遗址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称中央红军在青杠坡一战“伤亡近千人”,但如果加上中央红军在旺隆场、复兴场、箭滩等的战斗及击破沿途川、黔军追堵中的损失,估计中央红军在整个土城之战中的伤亡人数应在 2000人以上。而碑文称青杠坡战斗“川军伤亡三千余人”显然有误,这个数字源自《参谋团大事记追剿朱毛股匪》,应为整个土城战役(包括箭滩、黄陂洞、复兴场、青杠坡及追击途中诸战斗)的损失。

    第三章 迂直(上)

    起句不佳,开篇文字并不行云流水/出言无忌,“打仗,我们打不好,你也不一定能打好”/不想绕路,林彪建议被赋予积极意义/多看一步,“龙主席”向蒋公奉上锦囊/叙城不克,潘将军步步踩在“朱毛”之先/计划多变,林彪毛头小伙脾气冲上脑门/处处被动,新计划还是没赶上变化/重摆棋盘,刘甫公龙主席果然老辣/集中扎西,林军团长又拧脖子/千钧重负,放下不过四两,máo zé dōng要挥洒如意大手笔

    一

    中革军委首长临机措置作出的这个“变化计划”的决定,非常明智。

    虽说“郭莽娃”自己都有“再打半天管叫你我饮弹入地”的后怕,但如果中革军委首长们执意要将青杠坡这场战斗打到底,那就有可能连为自己后怕的机会都不一定能挣到:就算是中央红军主力再鼓一把劲,能在29日那天把郭旅打垮了甚至把“郭莽娃” 本人都活捉了或击毙了,那也于大局无补,只会使自己在被动的态势中越陷越深。70年后我们通过玻璃匣子得以透视:中央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时,除了在青杠坡及附近地域的郭旅潘旅廖旅9个团外,在土地附近或已接近土城的川军部队,还有旺隆、复兴方向的章安平、达风冈两旅5个团,官渡方向的徐国团,赤水方向的刘兆藜旅3个团,古蔺方向的范子英旅3个团,松坎、温水方向的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3个团这还没算上那些战战兢兢的黔军。而且潘文华在28日那天已经确悉:“匪主力确在土城一带”,故“除令廖、郭、潘旅分道猛攻,并令范旅亲率8营,督同退蔺黔军,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迎击阻截外”,还“督达、章两旅及徐支队,向土城猛剿,期于聚歼此匪。(1)”这几路人马距土城少则半天一天的行程,多则两天最多3天的行程。中央红军真要是被粘糊在土城了,那可就不是你去 “消灭”人家,而是人家要“消灭”你了!

    况且,就算蒋公是个糊涂蛋,这当口也知道“赣匪”们想干什么了。就在林彪率红一军团从由土城向赤水疾进的那天,蒋公就已经瞅得清楚明白:“朱毛”这是奔长江去的。他当下便急电正忙于“适宜调配”的薛岳:“联合黔军向西北追击”。大概是怕薛岳过于热衷于 “黔政”而对“剿共”不够上心,蒋公电示得相当具体:“守备贵阳、贵定,应以疲劳较甚,必须整理之部队任之,应派得力部队,由黔西向古蔺追剿。(2)”这几天,薛岳按蒋公这个机宜,在所部8个师中抽调精壮人马编组为第一、第二两个“追剿队”,开始由乌江边上向仁怀前进,准备向叙(永)古(蔺)一带“追剿” 了。

    1月28日傍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就“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达成共识的同时,也作出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战事,组织撤退掩护;周恩来负责组织工兵,在29日天亮前架好3座浮桥;陈云则负责组织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笨重物资(3)。当晚,这几位都彻夜未眠,朱、刘继续在前线组织佯攻遮盖主力撤出企图,周恩来连夜组织工兵们在土城浑溪口、蔡家沱两个渡口搭起浮桥,并修复了侯之担部撤出时破坏的另一座浮桥;而陈云则扮演了一回敲碎坛坛罐罐的铁面包公,黑着脸督促各部将印刷机、X光机等各种笨重行李物资及难以携带的山pào、重机qiāng等折成零碎扔进赤水河,让诸多很“财迷”的官兵们涕泗jiāo流心疼了很长时间。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工兵连也在猿猴(今元厚)的沙陀、川主庙两个渡口架起了浮桥。

    1月29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在通报敌情后宣布了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4)”并对行军序列作出调整:林彪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军委第二、三梯队及军委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从猿猴(今元厚)渡河,取道黄泥埂向古蔺以南前进,红九军团为后卫在川风坳向赤水来敌警戒;中革军委首长率军委第一梯队、军委干部团及红三军团五师为中央纵队,至迟于29日12时由土城下游渡口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唐朝坝(今同民)前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土城上游渡口过河,取道唐朝坝(今同民),向太平渡方向前进。

    虽然“一渡赤水”是仓促间的临机措置,但中央红军的撤退组织工作应该说相当有序,掩护战也打得有板有眼很是乱真。29日白天,青杠坡一带qiāngpào轰鸣很是热闹,红军临撤出时,还象模象样打了两次进攻,连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郭旅第七团团长袁治也没有看出“赤匪”这是要撤退。

    朱德等是在所有部队都撤出战斗后,才随后卫部队一起过了赤水河。

    傍晚时分,郭勋祺部进得土城时,红军已了无踪影,浮桥也被破坏。

    郭勋祺在松得一口大气的那当口喜事也临了头,升了官又发了财:刘湘颁布明令,将其由“少将旅长”升任为“本军模范师中将师长”,所部第七团团长袁治也因功递升为“少将旅长”。蒋公犹恩外施恩,传令“赏洋一万,以示嘉许”。刘甫公这人带兵最喜“恩威并重”,有奖当然就得有罚,于是乎同样卖了死力的廖泽便以 “贻误戎机”之由,被摘掉了“南岸剿匪总指挥部第三路指挥官”及“模范师副师长”的官帽子。其实认真说起来廖泽这个官司吃得相当冤枉,虽然廖旅在松坎给黔军助阵时被林彪打得很难受,向土城跟追时格外小心了一点,但手下蓝、王两团28日晨及时赶到青杠坡加入郭旅右翼战斗,截住正向郭旅迂回的红军,这也是造成 “郭莽娃”逃过一劫反而升官又发财的重要原因之一。况且这一手甚至出乎“朱毛”意料之外,直到撤出战斗那天前线红军战士们还不知道敌人已有7个团参战: “不是说敌人是4个团么,咋就越打越多呢?”

    土城这一仗虽然对“朱毛”来说是个“败仗”,但细算人头账对“郭莽娃”而言也不是一个“胜仗”。 “朱毛”坦陈“失利”那是指打了个消耗仗且未达预期目的,甫公自夸“大捷”也仅仅是因为郭旅侥幸躲过一劫没成“朱毛”桌上大餐。而“郭莽娃”经此一战也冷汗淋漓,从此便不再发“莽”硬充出头椽子,进得土城也不“蹑尾穷追”,而是舔伤裹创与“溃匪”拉开了距离,此后与“朱毛”也基本上再无这般血ròu模糊的“亲密接触”。

    中央红军撤出土城的当晚,达凤冈旅进至猿猴(今元厚),章安平旅进至葫市,潘佐旅进至林滩。

    尔后便开始“跟追”这几位后来才知道,“跟追”就是送行,是个比打仗还苦的差事儿。

    这就是中央红军的“一渡赤水”,被传唱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四渡赤水”战略大机动中的第一渡。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来对“这一渡”作即景观察考量,你肯定看不到任何“用兵如神”的影子,而只会啧啧而言:这不就是一次迫于形势的被动转移么?的确,在撤出战斗及此后的几天里,中央红军不光是被动,甚至还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狼狈”状:仓促由作战转入机动,部队落伍掉队减员很大,转移途中有些部队还多次被敌截断与主力失去联系,重武器和大行李差不多都扔进了赤水河,上上下下牢骚满腹怨气冲天,遵义会议上被批评的几位中还有人出言无忌:“打仗,我们打不好,你也不一定能打好。”……

    这“四渡赤水”的开篇之句,似乎实在不是什么行云流水的精彩文字。

    问题在于,是不是谁都能掂着一个起句不好的开篇,弄出个惊世骇世乃至传世之作来?

    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在还是接着来说道这个起句不怎么好的开篇。

    土城那个碰头会也是个没有留下纪录文字的会议。关于中革军委乃至máo zé dōng本人在决定“一渡赤水”那当口,对下一步行动是如何考虑的,是准备把“计划”变化成到什么程度,笔者目前尚未查阅到可作为直接证据的原始文字资料(如电报、会议文件等)。但根据中央红军的此后几天里的有关往来电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以及诸多“事后诸葛亮”有关学术文章,大致还是可以作出与事实能够呼应且大致吻合的研判,中央红军这个“西进”可能企图有二:一是拟在宜宾附近寻机“北渡长江”,二是在此举不成时则迅速通过川滇黔边地区,抢过横江一线,在绥(江)大(关)昭(通)一带抢渡金沙江。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长江过不了,就走金沙江,这好像也是典型的毛氏风格。

    咦,这不就是笔者在前边儿重摆沙盘纸上谈兵的那个虚拟“想定”么?

    天地良心,信不信由你,笔者在划拉前边儿那些事儿的当口,真还就没顾得上详研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后那几天的战略意图。不过,在绘制那几天双方态势图的时候(笔者划拉文字时一般要先绘详图再作研判),有一种“事后臭皮匠”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中革军委首长们制定和实施“北渡”计划时,对中央红军左侧翼川滇黔边那一片暂时的空白未予及时关注和利用,颇为可惜。而这当口因“北渡”受挫,作为局中人的周恩来máo zé dōng朱德等中革军委首长们焦灼的目光,势所必然地要扫视到这片此前未被引起足够重视的区域来。“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是遵义会议关于战略方向的重大决议,中共中央决策层绝不会轻言放弃。况且从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而言,包括周恩来、máo zé dōng在内的任何一位中革军委首长,在这个决议重新付诸政治局讨论之前,都无权予以变更。如此,中央红军此番 “西进”意图,就只能是笔者那个迟到了70年的“虚拟”:换个地方“北渡”。

    这几乎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虽然好像晚了一点。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之前,已进至叙永的范子英奉潘文华令,留下教导师第一旅周瑞麟团守备叙永,率教导师第二旅及配属的边防第四路顾家辉团进入古蔺县境,拟增援尚在土城苦战中的郭、潘、廖诸旅,而原拟用于叙(永)古(蔺)“防堵”,而此时已进驻九支富家坳一带准备接应郭、潘、廖诸旅的第一师第三旅刘兆藜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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