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是当时湘西最大的城市。进得城来，但见墙上一条大标语橫在眼前：“活捉匪首陈光中！”碰巧我们中队有个学员也叫陈光中。大家就笑：“不用他们活捉，早就被我们抓起来了。”
鹿中队长对我们说：“芷江城里形势严峻，大家要提高警惕。”我们问：“何以见得？”鹿中队长说：“你们看城里的哨兵，一个个端着枪巡逻，这种姿态便于随时开火。如果是扛着枪巡逻，那就是形势比较平和。”到底是有经验的老同志，眼光锐利，一看就知道水深水浅。
我班住进沿江的一幢两层的楼，二楼上有一个木制的阳台。坐在阳台上，远眺沅水，水色山光，帆影点点，风和日丽，云蒸霞蔚，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在芷江度1950年的元旦，休息了几天。这是真正的休息，无操无课，随便玩。大家便联合行动，烧开水烫衣服里的“革命虫”。所谓“革命虫”，就是虱子。部队行军打仗，天天一身臭汗，又没空洗澡c换衣服，就会生虱子。革命战士人人生虱子，便把虱子叫做“革命虫”——不是说虫子是革命的，而是说革命者身上必生的虫子。——行军休息时就有人抓“革命虫”玩：抓到“革命虫”，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一挤，“啪”的一声，挺响，挺好玩。我想起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的，王胡抓起一个虱子塞进嘴里，一咬，“啪”的一声响；阿q也学样，抓起一个塞进嘴里，一咬，不响。阿q就不开心，感到低人一等了，没面子了，就和王胡打了一架。过去我看不懂，现在懂了：虱子吃饱了血，圆滚滚的，一挤，就会响；没吃饱，肚子瘪的，就挤不响。当然，我们比阿qc王胡讲卫生，只用手挤，不敢放在嘴里咬。
在芷江开了一次全校大会，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后任空军政委，授中将军衔）c兵团参谋长潘焱（后任海军参谋长，授少将军衔）莅临大会讲话。那时候还有点游击习气，首长也不大讲究仪表。一位首长在讲话时，一面讲话，一面把手伸到背上去搔痒。学员们就笑：“首长也生‘革命虫’了。”
在芷江城里，住得比较集中，不需各班自己起伙了，由中队炊事班统一烧饭菜。为庆祝元旦，吃回锅肉，每人一斤。一大脸盆回锅肉，拿回来吃了两餐。吃完后就上街当“压路机”，帮助肠胃消化。他们都走了，我没去，因为我在这家人家的一间放杂物的房间里发现了几本国民党抗战时期的空军杂志，就坐在屋里翻看。
在我的眼前展现了一个过去根本不知道的崭新的世界：飞机，发动机，航炮，空战，轰炸，特技，凌空爆炸，血洒长空，蓝天骄子，热血男儿看得我如醉如痴！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也能驾驶飞机飞上蓝天。但又觉得这是梦想，是遥不可及的南柯一梦；眼前连汽车都坐不上，只能靠两条腿进军大西南，还想开飞机？笑话！回想这两个月来，日行八0c90c100余里，越走离家越远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一趟家。想到回趟家，又觉得太难了，那该要走多少天啊！那时候死脑筋，就没想到社会会发展，交通会改善。想着这么日复一日地走，离家越来越远了，心中有点凄然。没想到两年后我能乘轮船离开大西南，顺风顺水，“千里江陵一日还”，好不快哉！此乃后话，容后再禀。
在那些旧的空军杂志中，我还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国民党的飞行员在机场候飞时几个人在一起扯闲话。有个飞行员吹嘘：“没有我不会驾驶的东西，我上天能开飞机，下地能开汽车c开摩托，下水能开汽艇。”另一个飞行员说：“有一种车子你不会开。”那个飞行员不服：“你说。”“你不会开黄包车。”众飞行员大笑。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片欢快的笑声中显示自己的的高贵c特殊，不是普通人！
若干年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国民党飞行员的遭遇：抗战胜利后，他退伍了。解放后，由于历史问题，未能参加工作。后又经历各种运动，弄得潦倒不堪。为了生活，他只得去拉黄包车谋生——黄包车也会开了！直到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承认他是抗日军人，政府作了安排，才使他有了一个温饱的晚年。正如俗话所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为庆祝元旦，当地的四野驻军请我们看戏。我们整队走向芷江的一座最大的礼堂。去之前，鹿中队长在队前讲话，又是要大家提高警惕。鹿中队长说：“前几天，四野的同志在礼堂看演出时，有坏人从窗口丢了一颗手榴弹进去。现在他们已加强警戒。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大家要沉着c镇定，听从指挥，不要乱跑。”
进入大礼堂，我禁不住看了看礼堂的几个窗户，有点担心有人会再把手榴弹丢进来。
演出的是歌剧《》，由当地驻军的文工团演出。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大规模c大场面的大戏，看得十分投入，完全被剧情所吸引，早把窗外的手榴弹威胁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痛恨阎锡山勾子军里的大胡子连长，非常钦佩英雄，非常同情的母亲。当牺牲后，刘母出场的那段怀念女儿的唱腔，唱得我肝肠寸断c泪如雨下！我一面被刘母所感动，一面思念着自己的母亲到底还是年少，一时还摆不脱对家c对母亲的思念。
在芷江开全校大会时，我发现我们中队有个学员跟邻近的女生中队的一个女学员挤眉弄眼，还打各种手势。我看了很反感，觉得这两个人流氓兮兮的，革命军人还玩这一套？太不像话！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夫妻俩，两人一起报考军大，双双被录取。两人便兴冲冲地前来报到，要做一对革命夫妻。没想到各自分在不同的中队：丈夫分在男学员中队，妻子分在女学员中队（集体生活，当然要分男c女学员中队）。此后便是同地分居，牛郎织女隔着一条人造的天河，颦笑相顾，眉目传情，却可望而不可即。牛郎c织女尚有“七七鹊桥会”，他们的相会却是遥遥无期，只能趁着开大会的机会无声地表情一番，或像搞地下工作似的传张字条，以诉相思之情。
他曾经得意地把他妻子写给他的字条给我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字条的内容早已忘却，但下面的署名我还记得，写的是“你的”。这在那个年代这样署名，算得上是个时髦c浪漫的女性。丈夫长得挺“帅”，妻子也很漂亮，可是处境却有点尴尬，他们自己又不好意思向领导提，只能这么遥遥无期地“耗”着。终于，有好心人知情上报，安副指导员就在中队大会上说：“在我们学员中，有夫妻分居的现象，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不是禁欲主义者，行军中条件有限，暂时不能相聚。等到达大西南，驻扎下来后，会有安排的。但不能像老百姓那样日夜厮守，会有一定的制度。按照我党在延安时的老规矩，则是每个星期六晚上夫妻团聚，星期日下午各自归队，叫做‘过礼拜六’。”
学员中绝大多数都没结婚，甚至少有谈过恋爱的，半大子，半懂不懂的，十分好奇。听安副指导员这么一说，不禁哈哈大笑，还都把眼光转向那个唯一的“已婚者”，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安副指导员又说：“不过还要提醒你们这些未婚的青年注意，按照我军长期以来的规定，团以下干部，（不含团）包括战士，都不准结婚，也不准谈恋爱；谁谈谁犯纪律，经教育不改者要受处分！”这个规定一宣布，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没想到解放军里还有这么一条似乎不大“近人情”的规定。安副指导员感觉出学员们的惊愕，便话锋一转：“大家不要灰心。你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军大毕业后，奔向部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不到0岁，你们就都是团级干部啦！”大家听了，心情振奋，又都开心地笑了。
安副指导员又自嘲地说：“只有像我这样的，年纪不了，文化又不高，提拔无望，这辈子就等着当和尚吧！”大家又笑了，都认为安副指导员是在开自己的玩笑，拿自己“开涮”c逗笑。现在想想，也可能是安副指导员一不心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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