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关人士预测，在1995～2000年这6年间，失业员工总数将达2130万人，平均每年355万人民这么多人员的就业问题，使生存空间本就狭窄的城市负累不堪，只好将敞开的大门关紧一点，毕竟先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要紧。
从1995年开始，一些大城市已做了相应的调整限制措施。如北京、上海就出台了一些对外地流入其管辖范围的劳务工、经商人员进行管理的法规，在某些行业限制使用外来民工。一向对外来工特别宽容的深圳，从1995年开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对外来劳务工所从事工种采取限制的方法，规定某些行业像金融、邮电、驾驶、餐厨、话务员、打字员、会计员等，一般不再雇佣外地劳务工。这些措施并非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它完全符合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精神。该规定第五条为：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在本地无法招足，或在用人单位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时，方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这个规定的出台，意味着对那些盲目进入城市找工作的民工们，城市的大门将不会再被轻易推开。
除了各大、中城市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外，中央政府也从宏观上采取了一些引导劳动力流向的措施，试图解决这一全局xìng的问题。1996年4月劳动部召开了一个全国就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年），要努力拓展就业渠道，将劳动力需求量从预计的3800万人增加到4150万人，使城市失业规模控制在85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在农村，则引导大多数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规模控制在4000万人。但是，据测算，“九五”期间，中国劳动力资源将持续增加，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将难以满足需要。如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城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将达到1.53亿人，超过80年代以来历次就业高峰水平这个数字是政府提供的，半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预测的数字比这个要高。
1996年我国政府着重指出，今后国有企业不再是安排就业的主要渠道，就业结构将发生四大变化：一是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模式正在形成，有更多的城镇劳动力流动到农村就业。二是私营、个体经济从业人员迅速增加，就业比例不断上升，到1995年年末，全国城乡私营个体从业人员5570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数的6％。三是城镇职工中其它经济类型单位职工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国有、集体职工所占比例下降。与以前不同的是，1996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要建立失业预警系统，将失业率、长期失业者比例、不充分就业率作为重要监测指标，定期分析失业形势。1996年10月中旬，农业部官员齐景发在“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jiāo流会”上表示，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问题仍须遵循市场规律，而不是政府包办。他表示，计划体制下由政府提供岗位安排就业的做法，在今天不仅不适用于城市，更不适用于农村。全国范围这么大，劳动力市场情况异常复杂，政府没有能力了解和创造各种就业机会，以往城镇劳动力安排的教训已说明了这一点。将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就业问题，政府更是包不起，劳动力的供求衔接只能依靠市场来完成。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状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城乡就业，建立城乡劳动力统一市场，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中国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已相当严重，无法再消化天文数字般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在这种状况下对民工进城加以限制，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举。从1995年开始，到1996年4月份明确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己说明我国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过剩劳动力，注定要走一条和别的国家不同的道路，不能再依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条世界上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依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在不可能依靠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剩下的出路主要就是两条：一是加强农业经济的综合和深层次开发，提高农业效益；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带动就业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同乡镇企业以每年570万人的规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1978年的2800万职工增加到1994年的1.2亿职工，16年间共吸纳了近9200万人。乡镇企业职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9.2％提高到1994年的26.6％，乡镇企业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民工潮的汹涌之势。不过由于乡镇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每转移一个劳动力需要的固定资产投入和支付的工资都较以往大大提高，这就影响了它们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关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2亿人，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将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社会工程。
对城市来说，民工潮的波涛汹涌之势确实已经暂时减弱，但对国家来说，却并不意味着问题已得到实质xìng的解决，另辟途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成了当务之急。
就业与犯罪中国现在突出的两大问题就是就业与犯罪，而在人口、就业与犯罪之间存在着于丝万缕的联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往城市，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物，许多社会次生集团由此兴起。而源源不断涌往城市的流民，就成为黑社会的组织基础。犯罪浪潮导致社会紧张程度加深，在外来人口最多的广东省发生“杜润琼事件”并非偶然，这是人口问题为中国敲响的警钟。
中国的人口问题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早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来。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实际上生活在两个隔绝的世界里，一个是都市中国，一个是乡土中国。同一个中国的这两部分的差距，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的。从社会生产能力来讲，80％集中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人口的分布则正好相反，20％分布在城市，80％则集中在农村。这种生产能力的大小和人口数量多少的不相协调，在世界各国中，以中国为最。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多余，而政府统计失业人口时，这些农村的过剩人口并不在统计之列当时将“人口过剩”视为“资产阶级谬论”，根本就不存在“人口过剩”这种认识。
日趋激烈的人地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在强有力的政策约束下，人们无法走出“黄土地”。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松动使人们走出“黄土地”有了可能，无法再在生存空间日趋狭窄的农村里生活下去的农民们，只有城市里挤，给拥挤的城市带来了很多问题：城市居民抱怨失去了生活安全感；计划生育部门抱怨超生游击队使人口增长处于失控状态；劳动部门抱怨他们抢去了城里人本来就不怎么富余的饭碗，使本来就严峻的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公安部门抱怨流动人口使城市的治安形势变得相当严峻。总之，社会无法再忽视这一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由于其数量往往超过就业岗位的实际需要，结果使城市里常常流动着不少身无分文又无事可做的民工，这无论是对城市的治安管理，还是对民工本身的发展都极其不利。
近年1个名叫杰里米。里夫金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工作机会的终结：全球劳动大军的萎缩与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作者在这本书中说，当今世界上两大突出问题是就业与犯罪，这两个问题是jiāo织在一起的。人们失去工作机会会导致“出现一个无法无天的阶层”，这个阶层以犯罪为最后的手段。如果将我国的人口、就业和犯罪率这几者联系起来，会发现其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安分守己是和安居乐业联系在一起的，既然连安居乐业都没有办法做到，那就只有一途：掠夺别人的财物以维系自己的生存。
大量资料显示，用“犯罪浪潮”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目前犯罪逐年上升一点也不为过。根据各地被捕罪犯的身份来分析，发现犯罪率高发群体就是上述社会边缘化群体。这些边缘xìng群体成员的犯罪动机，不能用西方社会犯罪学中常用概念来说明。西方社会总是用犯罪者的反社会态度来说明其反社会行为的根源，而中国这些边缘化群体的犯罪现象却很难用反社会态度来说明他们的犯罪动机。事实上，通过对大量犯罪者素质的综合分析，这些犯罪者多是半文盲或文盲，对整个社会根本就缺乏一种系统的了解。他们的犯罪目的往往非常直接，主要指向是劫财劫色，尤其是财产型犯罪非常普遍。我国现在有些研究者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认为现在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财产型犯罪加速增长，是犯罪者反社会态度的一种表现。这种看法是对现在犯罪者素质的一种“高看”，如女作家戴厚英之死很显然与这种引伸无关。
正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犯罪的动机和犯罪的内容已和18世纪有了很大的不同，再用这种人道主义观点来分析犯罪行为，尤其是分析以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犯罪与以贩dú或财产型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犯罪显然已不合适。这些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往往由于他们的家庭过度生育而处于极度贫苦之中，无法像正常家庭的后代一样获得上学、就业及技能训练的机会，这就使他们几乎是“先天xìng”地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在现代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些边缘xìng群体成员由于他们本身的素质，只有少部分人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边缘xìng地位。因之他们比其他社会成员更直接地感到各种社会压力。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感到自己越来越无法发展自己的能力，开拓那不可知的明天，在感到自己有被文明社会摒弃的可能这种焦虑中，一些人用犯罪手段来达到占有财物的目的自然就成了可能的选择。在对很多“三无”人员犯罪实例的分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些犯罪者的素质之低下：不少人在抢劫、强jiān以后，其活动半径仍不超出原有活动区域，公安人员只要有点耐心守株待兔，不出几天就能将人犯捕获。可以说这些犯罪者对自己的行为后果都缺乏了解。在犯罪者对自己犯罪动机的阐释中，没有几个“三无”人员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除占有他人财物冲动之外的任何解释。只有几个人认为自己因看到城里人生活好而产生强烈不满，仇视城里人，而萌发要抢劫的念头。
如果再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犯罪浪潮迭起以及社会紧张程度与一个社会的经济“痛苦指数”有正相关关系。所谓“痛苦指数”由失业卒加上通货膨胀率构成，一个国家的国民往往最容易直接由这两者感知社会治道，井以此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一社会中居于何种水平。我国近几年的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经控制，但也已达到承受的边界，至于失业率的升高在前文已分析过。可以说，将这两者相加，我国经济的“痛苦指数”绝对不会很低。
上述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控制组织形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各种社会边缘组织即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恶势力勃兴。在城市中主要表现为滋生了大量次生社会集团，在农村中则主要为带黑社会xìng质的地方恶势力。它们的存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值得社会警醒的是，这些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恶势力的存在竟与“白色世界”的社会正式控制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恶势力的代表竟在“黑、白”两道中都有一定地位。
流民：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基础
城市中出现的黑社会组织，其成员大多是游dàng在各地的大量流民。近几年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电台等传媒上的“严打”一词，其目标就是针对社会上那些不劳动而又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者。以1996年为例，从5月份在全国开始了百日“严打”活动后，每天见诸于报端的就是破案多少，抓住要犯多少，以及还有多少“顶风作案者”落人法网。但是这种声势浩大的“严打”，却并没有使国人感到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只要对中国国情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所谓“严打”对于中国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来说，根本不是治本之策，因为不断有新增的流民加入这支队伍。电视里面不断曝光的那些刑事犯罪分子，无论是杀人抢劫、偷盗还是jì nǚ（因为落网的jì nǚ主要是俗称“街边鸡”之类的下等jì nǚ，真正的高等jì nǚ以及“妈咪”们很少有落网者），一望而知大多来自农村。各地警方也不断证实，城市里刑事案件大多数是这些“三大人员”所为。一个人只要落到这种“三无”状态，就意味着基本生存都成问题。
由此观之、这些“三无人员”犯罪，并非全由于道德原因，而是因为无业可就。只是由于这些人素质低下，一旦生存成为问题，或感到犯罪有经济上的吸引力时，就很少受道德和lún理考虑的约束。
当今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的边缘，即城乡结合部，都是流民聚集之地。其中最有代表xìng的是北京、广州和深圳。在北京的300多万外来人口，由于亲缘和地缘关系，自发聚集组合，形成了一些不被当今中国社会体系所认可的“村落”，这些村落被传媒称之为“编外村”，既有按“村民”原籍划分的“新疆村”、“河南村”，也有按职业划分的“画家村”。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流民聚合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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