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 万两银子外加523 万石米（作者注： 清廷在1893 和1894 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 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yù。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谍战甲午77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 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 但” 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 “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 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 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 但并未坚持下来， 政府将本应建立” 至善” 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xìng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 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 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 万两，足足增加了24 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 而谋营私者也。” 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 退居闲地”， 名望日高， 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 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jiāo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 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 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 分子”，” 分子” 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中国的” 分子” 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 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 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 不易返回中道” 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jiāo征利， 则国危”。
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 甚至使刑罚乃至xìng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 普通百姓申诉无路， 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xìng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
日军“恢复中华”？
一个来自敌国的民营间谍机构，却高调地将自己标榜为中国的解放者：”吾辈同志之目的是, 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 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 最迟于10 年内改造中国, 以期实现中日提携。”汉口乐善堂的这一决议，在今人看来似乎相当匪夷所思。但在当时的环境下， 所谓的” 兴亚主义” 正是日本的主流， 朝野都相信， 进攻中国并非只是为了日本自身，而是为了拯救整个亚洲免遭欧洲的欺凌， 为了黄种人能在与白种人的种族竞争中不致灭亡。
其实， 日本人从来就不认为清朝代表中华， 而更多地将其当做一个占据了中华的”胡虏”，而自己以中华自居。
1872 年日本设琉球藩，中国不承认。1879 年日方在熊本镇台二个中队援护下，接收首里城，强行废藩置县。
1871年，中日两国在琉球事件后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 “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为山县有朋亲率的日本第一军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采飞扬，主题几乎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斗檄文: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 原) 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cāo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垂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jiāo，吾不敢关[ 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yīn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yīn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yīn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lún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日军在中国用汉文发布的所有公告，几乎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jiāo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lún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bào dòng，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的政策工具， 无非根据需要将”鞑虏”换成”白种人”、”欧洲人”而已，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武力压服中国 联合对抗西方
在把自己包装成”中华”的解放者的同时，日本间谍也不断提醒日本军政当局，只有先将中国征服、打翻在地，才可能消除中国人的傲慢，从而达到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宗方小太郎在另一份提jiāo给最高当局的战略谍报分析《对华迩言》中，指出：因为满清政权的颟顸，不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 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 所以才形成两国的” 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 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宗方小太郎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yù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bào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jiāo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jiāo，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坚信，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而”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dú”，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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