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学习法官语言,发卖法国
书籍。
(4)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礼拜堂等。
(5)日后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月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再行筹议。
对比一下美法的修约条款会发现,虽然美国高明在前,但法国最高明在后。英国修约,援引
法国的就行了,倒省了“不得轻有更改”及“稍有变通”之类的纠缠了。其实,这些老外的
高明也是有限的,签了恁多条约,愣是没规定,双方对条约有争议时,是以中文版本为准,
还是以鸟语版本为准。还有,即使以一方的版本为准,双方各有解释权,文化背景不同、理
解能力不同,还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扯皮与纠缠。
不管怎么着,四个条约终于签订了,清政府进入了条约时代。但是,清政府会好好执行吗?
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
1842 年9 月1 日,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钦差大臣耆英与署乍浦副都统伊里
布、两江总督牛鉴三人联名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照会,从此万年和好,无话不可商量,咱
两国再也不要争了,条约好好遵守执行吧。
看这投降三人组的意思,一个条约泯恩仇,打完就了了。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三人是愤不起来了,但其他人不行啊。
首先,大老板特愤。条约粗订之时,道光自己给自己找台阶,说“览奏愤恨之至”,但由于心
系亿万老百姓,“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 这个傻皇帝,看到
条约文本,心里那个恨啊,那个愤啊,胸中憋着一口气,那是一万个咽不下去。
是有些咽不下去,天朝什么时候丢过这等人?
不过更丢人的是,咽不下去,又打不过人家,就把亿万百姓掂过来了-如果不是为了他们的
幸福安康,我才不干呢。
做领导做到这个份儿上,够不要脸了!
其次,参与分红的宗室及各级官员们愤。大清这家公司分红利的时候,爱新觉罗家拿大头,
其它各级官员根据血统或职位拿小头。如今公司面临被外资挤兑的危险,他们当然要愤了。
不过,由于满人汉化程度不够,所以就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主和
的大臣经常是满人,主战的大臣却往往是汉人!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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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美国学者马士也发现了,他说,琦善、伊里布和耆英,这些满洲官员的代表人物“曾
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们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地主战于当初,又实
行jiāo战而不妥协于最后”。 一句话,汉官们比满官们更热爱这家公司。估计是满清公司的科
举制让汉官们深感满足吧?
第三,打工者们愤。理论上讲,打工者完全不必担心公司的倒闭,这家倒了,给另一家打工
就是了。问题是中国的打工者就是这么忠诚,公司大小老板越暴虐,他们越服帖,吃人两口
草料,就皇恩浩dàng吃水不忘挖井人了。实践与理论缘何能脱节到这种地步,也是天朝特色与
传统,咱就不追究了,咱只是感觉奇怪:主子挨了一巴掌,奴才及其后子孙就能世世代代耿
耿于怀,这奴才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啊!
愤也罢。如果仅停留于一种情绪,顶多影响他自己的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而已,影响不了其
它。问题是天朝君臣民们往往把情绪投诸一种更加不良的行动:
第一,条约是被逼的,咱就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守。
咸丰云:“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 一句话,咸丰认为这种条约,本就是哄夷人玩的。中
国传统,大信不信,要约不信。这传统的发扬与广大,跟孔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子曰:“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子还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是孔老师之信有前提条件,即
“道”。无道之信,那是没有价值也不需要遵守的。至于啥是无道,那就看你自己理解了。这
方面,孔老师亲自给大家做过表率:某年某月某日领着学生周游列国做国际访问学者的孔老
师路过卫国的蒲邑,适逢公孙氏在蒲邑聚众闹事,被孔老师知道了。几个闹事者抓住孔老师,
对他说:“你必须答应我们不去卫国都城,不把这里的事传到那里去,我们才能放你出城。否
则,你就只能老实地呆在这里。”孔老师答应了,但是一出城门就毫不犹豫地把车往卫国都城
的方向赶去。按《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得意门生子贡看不下去了,责问他的老师:盟可
负邪?孔老师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一句话,被人要挟、强迫订下的盟约,
神都不听的。结果,孔老师不但到了卫国都城,把公孙氏之事告诉了卫君,还建议他出兵征
讨去。卫君没有出兵,但孔老师的所作所为,一定让他的学生大开眼界,更让后世的国人全
都学会了:只要您逼俺订约,俺就有权利不守。
问题是后世的咸丰君臣只学会了孔老师的一半。孔老师用假承诺欺骗蒲邑造反者,那是他知
道,人家没机会找他算帐了。而咸丰君臣只知道不守条约,却不知道不守条约的资本他们根
本不具备。如果不具备,那么下一回的挨打,只会更重,下一回的盟约,也只会更加苛刻!
第二,对于战争结果,中国人普遍不服。
牛鉴、伊里布、耆英等议和大臣在与鬼子打jiāo道的过程中,既佩服鬼子的军事力量,还佩服
鬼子的诚信不贪。总之他们爽快地与鬼子签了约。在他们的忽悠下,道光皇帝算是勉强接受
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光心里面的接受,其他地区其他官员更是如此。马士说:“撇开亚洲
人本来就不承认任何决定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不谈,当时却也看不出有什么非要中国屈膝不
可的情由……中国政府已经议和,但是全国各地却仍认为有权不理或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所
规定的种种限制。”
说得太对了,一部中国近代挨打史,中国人似乎从没服过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不是
咱打不过,而是昏君道光不会用人,比如撤了主战派林则徐之职,换上了主和派琦善云云;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广东那边,都怨那个叶名琛一味强硬了;天津那边,都怨僧王战略
失误了;上海那边,都怨那帮官员成买办了;北京那边,都怨王大臣们开门揖盗了。此后的
中法战争,主要怨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和张佩lún的临阵逃跑主义。再后的中日战争,还是怨李
鸿章投降,此外还有段汝贵贪污军饷、叶志超临阵逃跑云云。最后的八国联军战争,都怨老
太后,亲自给洋人抛投降的媚眼不说,还把屠刀对向了义和团。至于东南督抚们,不但不帮
北京政府抗八国,居然与洋人策划个东南互保,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的……
蒋廷黻先生曾经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认为,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却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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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将与叶名琛相等,则中国会速
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国人则皆服输,服输则会低下头下寻找战败的真正原因,中国的维
新就可提前二十年。先生想得太美了。林则徐还没打,就成替罪羊了。如果继续打下去,顶
多做个叶名琛的前辈。叶名琛不就是个最大的替罪羊吗?一句话,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擅
长找借口、找替罪羊进行自慰的族群了-所有的失败都是偶然的或者人事上的,谁都别想让
俺中国人服!
第三,输得不服,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勉强。
既然输得不服,那么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心力有限了。何况条约制度的建立,对习惯朝贡制度
的天朝来讲,首先是一种心态上的折磨。万国来朝的中华优越感,就这么被撕碎,天朝君臣
民不适应啊。心力的有限和心态的不适,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国家已经把条件强加于中
国,中国却试图尽量缩小并抗拒他们。” “他们拒绝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继续批评这个条
约并且敌视条约中的各项规定。” 他们“利用解释条约的办法来收回在谈判中失去的东西”。
由于《南京条约》之后的其它条约,都是耆英完成的。所以,帝国臣民对条约的敌视一部分
转移到了对耆英本人的敌视上。耆英当初订约时,有两个希望,既希望己方守约;又希望对
方守约。不说对方如何守约,单说己方的守约,耆英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他发现“自己丧
失了一切的支持,被迫自食前言并且背反他的立场”。 他试图信守条约的行为,“不仅受到了
民众、以前的行商和每个下级官员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北京一个势力日益强大的派系的反
对”。 按马士的说法:“整个帝国都在反对他”。
耆英当然发现了信守条约的阻力,他夹在中英之间,实在难受。比如英人入城问题,其它五
口都已准入,就广州坚决不让。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手下的建议,在1847 年4 月6 日与英人
约定两年后解决,然后他赶紧想办法内调,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
夷人也不傻,发现条约虽然定了,但是清政府君臣们能拖就拖能扯就扯。1848 年春天,耆英
内调回京,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由徐广缙继任。1852 年10 月,“中国也可以说不”的典型代
表叶名琛接替徐广缙之职。夷人先是发现徐广缙远不如耆英这个老好人好说话,后是发现叶
名琛更是不如徐广缙,每遇诸国照会,不是略回几语,就是干脆不回。于是他们想起了《望
厦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和北京方面的公文来往,除了专办外jiāo的钦差大臣,还可以通过两
广、闽浙或两江总督代达。”于是他们开始北上,找两江总督,但是两江总督告诉他们,皇上
只让两广总督代理夷务。于是夷人再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说,他只是中国的钦差,没有西
方所谓的便宜行事之权,所有的事情都得皇上恩准。但在密折附片里却不忘告诉皇上:夷人
有什么事,只管往广州推、推我身上好了。夷人投奔天津,希望直隶总督代他们投书皇上,
皇上再请直隶总督代回夷人:夷务全归两广总督管,请南下找两广总督吧。于是乎,夷人在
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之间就象皮球似的被踢得骨碌来骨碌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
•包令博士(John Bowring)也不傻,向国内报告说:“如果以为道光皇帝、大学士穆
彰阿、谈判人耆英和伊里布,或帝国任何其他官员把条约看作进一步jiāo往的踏脚石,那就是
再大没有的错误了。相反,他们把条约当作这种jiāo往的栅栏,是防止而不是便利相互接触。”
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中国驰禁天主教是他们在《黄埔条约》之外额外争取到的一顶
成果(《黄埔条约》只准许法国在五口建立礼拜堂),道光于1844 年11 月11 日不情不愿地批
准了,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天朝百姓也根本不知道政府有了宗教驰禁令。1845 年8 月,法
方强烈要求中方公布驰禁令,并且在上海、宁波等地做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再一次向清政
府强烈要求并且以战争相威胁,道光这才于1846 年2 月20 日下令:各地官吏不得查禁天主
教。这种种情况,让法国当代学者断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的条约,理论上使中国既对
西方贸易开放,也对基督教开放”。
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大多官员根本不知其内容,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
总督衙门,而且并末颁行, 后来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咸丰奏报过:“历来办理夷务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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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以致误将通商章程作为万年和约”。 问题是象何桂清这
样比较明白的大吏,天朝根本没有几个(就连何桂清本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还被咸丰
他媳fù儿、慈禧太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候杀鸡给猴看了),政府也不稀罕。总之,天朝链条
上的某个臣子与鬼子打jiāo道多了,可能清醒些,但是他捱不住天朝整个政治系统的无知与偏
执!如此情形下,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不能发生呢?
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高兴啊。
英国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托利党领袖,1834-1835 年、1841-1846 年两度出任英国
首相)宣称:这年的好收成和中国条约的消息,把英国从困难和痛苦的可怕境遇中拯救出来。
殖民大臣史丹莱(Stanley)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把中国商务开放给英国人经营,其范
围之广大,几乎不能预见。”
璞鼎查宣称: 他已为英国的纺织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阔,以致兰开夏
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
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英国人也都在谈论着这个新市场的美丽远景。大家畅想,只消
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费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么英格兰现在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 英
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们更是“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象全
都发了疯似的。”
发疯的结果当然是碰头。英国一个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另一家商行,向中国输出了
大批的钢琴,结果后来所得利润,居然不够抵偿运费。至于纺织品,除了上海,其它地方也
没有什么销路。
十年之后,英国人发现中国人消费的英国产品还赶不上荷兰的一半。英国七千万镑的生产总
值中,中国只接受了两百万镑。他们对中国的胃口本来是两千万英镑的。中国作为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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