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知道唐僧取经，取经后成佛。而真实的唐僧取经回国之后可并不清闲。相反，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取经只是手段，译经才是他毕生工作的重头戏。唐僧其实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译经是玄奘人生的第二阶段。回国当年，他婉拒了唐太宗让他还俗从政的邀请，就不舍寸阴地投身到翻译佛经的伟大事业中去了，直至公元664年生命终止。天机巧合的是，这两个阶段几乎各用去了他生命的19年时光。
唐僧最爱是少林
玄奘家乡东南的少林寺是洛州的一所名刹，远离市廛，环境清幽，玄奘初见太宗时即表示希望前往嵩山少林寺译经，但未获太宗允许。这次玄奘不能再“任性”了，只得于三月初一从洛阳折回长安。
显庆二年（657年）九月，玄奘借着陪驾住在洛阳的机会，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请求，并上言曰：“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山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远离鄽落，泉石清闲，是后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言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次日，高宗回信拒绝。
帝诏弃缁，妙喻婉拒
玄奘回国之初，唐太宗对他十分赏识器重，说：“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正因为如此，太宗要求他弃缁还俗，史书载：“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玄奘言道：“玄奘少践缁门，伏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婉拒了太宗的要求。
太宗劝玄奘弃佛还俗的要求与他翻译佛经c弘扬佛法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玄奘的拒绝。唐太宗仍不放弃，常常“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就是想让他做自己的左膀右臂，真是求贤若渴。如贞观十九年，唐朝进军辽东，太宗要求玄奘观战，再次提出还俗的要求。二十二年，太宗又一次令他还俗，但玄奘不改初衷，上疏陈明再三，表示“守戒缁门，阐扬遗法，此其愿也”。
不仅太宗赏识，唐高宗李治上台以后，也多次提出令玄奘弃缁还俗的要求。
其实，唐初统治者尤其太宗时期，屡次规劝玄奘弃佛还俗，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有关，他们是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收到一举多得的目的。
公元 618 年，唐朝建立，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破坏，国家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唐初统治者对佛教并不支持，甚至有时排斥佛教。史载，唐太宗讨伐王世充，虽常用少林僧兵，但他攻占洛阳后，废除隋朝寺院，大肆裁汰僧人。另外，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佛法无益于天下。贞观二年，唐太宗语谓侍臣，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他在朝堂上公开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c舜之道，周孔之教。”所以，以玄奘的影响力，如果他还了俗，那会带动一大批僧人。
再就是，贞观年间，唐太宗积极经略西域。为了打击突厥在西域的霸权，他先后多次发动战争，如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打垮西突厥，建置西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平定高昌，建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唐太宗需要精通西域c中亚各国地理交通c民俗风情c政治文化的人才，而玄奘西行印度，沿途经历西域c中亚c南亚多个国家，时间长达18年，对这些地区的自然c气候c交通c民族和政治文化了如指掌，无疑是唐太宗经略西域最好的顾问。有了玄奘，唐朝也不必再像汉朝时那样派专人出使西域了。因此，太宗多次要求玄奘还俗做官，担当起经略西域的重任。但是很可惜，玄奘“志不在此”，高官厚禄根本不是他想要的菜。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谁也不能勉强的事。
潜心译经，寸阴是竞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于长安弘福寺组织译场，开始译经，其后地址屡换，先后在大慈恩寺，北阙弘法院c玉华宫等处举行。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
玄奘自幼学识渊博，文学功底自不待言，西行求法游学印度十七年，甚至取得了无遮大会辩论的胜利，可见他的梵文水平也是非凡的。但是，玄奘并不是单枪匹马地一人单干，他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组织译场，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经“海选”产生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对，还有歪果仁参与此事，都是精通佛学c汉语造诣高的高僧。其设置之完备，远非前代可比。
玄奘入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一切财物所需。当年三月，由梁国公房玄龄发文征召全国上下所有寺院中擅梵文通佛法c持戒无损的高僧大德同集长安助玄奘译经，在严格的筛选之后，组成了阵容极为强大的译经团队。其中包括道宣c神昉c嘉尚c普光c神泰c玄应等名垂千古之法门龙象，玄奘译经实可谓佛门千载盛事。
由于缺少兼通梵c汉的人才，玄奘以前所译佛经存在着有的直译却缺少文采，有的意译却失去教义本真的缺憾。而玄奘有着良好的国学基础，又学贯中西，能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自创新风。玄奘的翻译非常忠实原本，行文流畅，同时他凭借对佛典的透彻理解，并不拘泥于原典。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五月，高宗下敕，对唐僧译经提出指导性意见，要求“其所欲翻经c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
显庆三年（658年）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译经。
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
据记载，玄奘的弟子在翻译一部佛经时，对经文产生了疑问，就去请教他，玄奘看后往经文里加上了16个字。弟子奇怪一向严谨的师父为何这样，就问：这几句话梵本中没有吧？玄奘回答：我根据佛经的意思酌情添加的。弟子又说：您怎么可以把凡人的话加入圣人之言呢？玄奘回答：这段经文有错，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故事生动说明了玄奘译经的特点。玄奘译经水平极高，比如曾参与玄奘译场的道宣法师在《续高僧传》记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但是玄奘并不赞成采取过分看中文采的意译方式，曾批评鸠摩罗什等先前的译师不完全一板一眼落实原文而只求“达意”的译法，强调译文的忠实c精准。
玄奘法师还曾提出“五不翻”的翻译标准：
第一c“秘密故不翻”：比如“陀罗尼”一类的秘密咒语。
第二c“多含故不翻”：比如“薄伽梵”一词意义丰富，有自在c炽盛c端严c名称c吉祥c尊贵六种层次不同的意思，而其中任意一个意思，都无法全面地表达“薄伽梵”的词义，因而不翻。
第三c“此无故不翻”：比如阎浮树，中国没有，因而保留原词。
第四c“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虽然这个音译词实际上可以进行翻译，但是古来的译师一直如此使用，读者已经习惯，翻译的话反而容易引起歧义。
第五c“生善故不翻”：比如“般若”一词内含敬意，而如果直翻为“智慧”，则失去了这一层尊重，因而不翻。
什么该翻，什么不该翻，这其中的尺度玄奘拿捏得非常恰当。
译完《大般若经》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
玄奘之译经成为了我国佛典翻译史上的一大分水岭，后人称玄奘之前历代所译之经典为旧译，称玄奘开始之译作为新译。历代的译经师大都有自己的翻译理念，或强调忠于原文的直译，或强调富于文采的意译，或努力追求“文”与“质”的平衡，每人的风格不同，对“文”c“质”的比例控制各有自己的标准。至于玄奘c鸠摩罗什c真谛等人之间的高下，“文无第一”，也并不是非得要有一个确切的排行的。
玄奘共翻译了经论75部，总计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绝对的“良业界良心出品”。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着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千百年来持诵者甚众的《心经》就是玄奘大师所译。
译经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
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c越南和日本。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c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是唐僧译经的千古佳话，也是我国古代的书法瑰宝。
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ju，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
翻译道家经典
唐皇室姓李，所以自称是老子后裔，三教之中尊道为首。李世民要求玄奘将《老子》翻译为梵文，玄奘很认真地对待此事，“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他还邀请道士成玄英c蔡晃等人参预译场，但成c蔡等人与玄奘产生了很大的争执，核心问题有两点。第一：成玄英c蔡晃认为《老子》和大乘佛教是相通的，“道”应翻译为“菩提”，而玄奘则认为“佛道两教，其致天殊”，“道”没有达到“菩提”的境界，应翻译为“末伽”。第二：成玄英等人认为《老子》思想深邃，要翻译后期道教诸家的注序才能便于理解。玄奘敏锐的观察到了道教和早期道家的分别，认为后世道教用导引练气c扣齿津咽注释《老子》有违本意，拒绝翻译。玄奘说：“观《老》治身c治国之文，文词具矣，扣齿津咽之序，其言鄙陋，恐将西闻异国，有丑乡邦。”在这场翻译之争中，玄奘始终保持严谨学风，既没有因为李唐王朝的推崇和道教学者的争辩而混同佛道，也没有将贬低《老子》思想的注序加以翻译，客观的维护了原著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严谨求实c忠实原着是玄奘一贯的风格。
此外，玄奘又奉敕将天竺本土已经亡佚的佛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于天竺。
玄奘一生都被荣誉包围，少年时期就享誉一方，游学印度又获得国君和僧众的爱戴，回国之后唐太宗c高宗c武则天也对他非常敬重。但玄奘对于这些荣誉没有任何牵挂，他只是很恰当的运用王室的支持来传播他的信仰和理念。道宣赞扬玄奘：“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在归国后到去世的近二十年中，无论事务多么繁忙，他都没有停止译经工作，以平均每年50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着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的印度原典，但独独没有翻译自己用梵文所作的三大论（《制恶见论》《会宗论》《三身论》），这显示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正是这种“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的崇高精神支持着玄奘几十年如一日的译经工作，开创了翻译史和中印文明交流史的奇迹。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所以，鲁迅先生关于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的评语并非虚下。
玄奘的心中是“少林少林”，太宗高宗则是“还俗还俗”。谁都没得逞，像哲学家和政治家的一场掰腕子比赛。不过他们最后都能相忍为国，各退一步，互相成全。唐太宗和唐高宗为玄奘译经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为他搭建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玄奘的能量，让他为唐王朝疆域的扩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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