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到顾劼刚:近代辨伪学的发达
鸦片战争以后，外患内忧，沸沸攘攘，学者们要想像以前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研“圣贤”书，已是不可能了。他们必须睁开双眼面对那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努力尝试着反观自己祖先留下的那些“汗牛充栋”的典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漫卷中土，华夏学子深受其浸染。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下，传统的辨伪学也随着出现了许
多新气象，走上了它新的发展历程。
1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1858一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初从本籍朱次琦问学，好《周礼》，著《政学通论》，后受廖平影响，致力于今文经学。起先，廖平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内有《今古学考》)，主《尚书》今文家言，认为古文《尚书》系刘歆伪造。但终因怯懦不克大成。康有为以此为基础，张扬其说，于1891年撰成《新学伪经考》一书。全书主旨约六端:
一c西汉无所谓古文，凡古文皆刘歆伪造。
二c秦始皇焚书，六经并未受灾，西汉今文十四博士的张本，并无残缺。
三c篆隶之说不可信，孔子时所用字体就是秦汉时通行的篆书。就字体说，无所谓今古文。
四c刘歆想遮掩作伪的痕迹，所以在校中秘书时，对所传古书多加淆乱。
五c刘歆作伪的动机，是想拥莽篡汉，所以崇奉周公而毁灭孔子的微言大义。
六c古文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东汉的“通学”及郑玄的“淆乱家法”。
在这本书里，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把东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c《逸礼》c《春秋左传》等，统统说成是刘歆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因而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康有为也无有充足的论据来支持他的论断。但重要的是他在这部书中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书”，公然宣布为“伪经”，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领域里的沉寂局面，并使学术界得以打破传统思想之藩篱，此意义不可谓不大。为此，他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开一代学风的学者而受到后人的景慕。崔适之著《春秋复始》与《史记探源》自是受到他的影响，近代学术史上的几位大师如梁启超c胡适c顾劼刚等也曾受他的影响，更是很显然的事实。
2王国维的辨伪学成就
王国维(1877一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研究哲学与美学，继而研究词曲;中年以后，专究经学c史学c古文字学c考古学c辨伪学，在这些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关于甲骨文的研究，对于殷周史的研究，解决了古史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成为新史学的开山。
如果说辨伪学进入近代以后有什么新气象的话，那么有两点是必须予以注意的:一是外来学术的激荡，这当中可分观点与方法二途;一是新材料之发现，主要指甲骨文c汉晋简牍c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整理四大宗。此二者之结合，为近世沉闷已久的学术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首先是史学界迎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辨伪学史也因之揭开了它崭新的一页，而以国学为基础综合二者有大成就者，我们实可以王国维为第一人。这一点，陈寅恪先生言之甚详: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著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严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219页)
诚然，王国维先生的成就主要是在历史学c文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然于辨伪一项，他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且他不独能辨斥伪书，重要的是他能考订补正古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他对古史建设不遗余力，创获颇丰，今人对此多有申论。兹从三个方面说明于下:
其一，运用新资料补证古史。王国维是我国最早重视用甲骨文字研究古史的学者之一。他以其经史小学的基础和特有的敏锐眼光，很快地对甲骨文字有所发明，据此，相继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c《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c《殷周制度论》等重要文章，证明了《世本》c《史记·殷本纪》之为实录，凿开了古史的浑沌，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与此同时，王国维在研究和利用汉晋简牍和教煌石室及唐人写本藏书过程中，推倒了不少古书中的不实之辞，取得了诸多相关研究成果。
其二，辑校古书成绩斐然，使后之学者受惠不浅。王国维精通目录学c版本学，在广研群书的基础上，校勘c重辑了不少古书，使其得返本来面目。如他曾以《续古逸丛书》影内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章句》，校《古石盦丛书》日本复宋音注本;以影宋李孟传本《方言》，校卢氏之本，并因此知卢氏所谓李本，实与所见之本不同。卢氏所引者非李氏原刊，可知也。又《竹书纪年》是本重要古书，所记多可纠正《史记》之非，惜至宋时，失佚，后人杂采各书假造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王国维为追复古本，广辑群籍，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书，价值甚大。
其三，辨斥伪书，允。关于这点，谨移录近人罗振玉先生的一段叙述:
吾友王忠慤公曩撰《南宋所传蒙古史料考》，斥王大观《行程录》，李大谅《征蒙记》及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为伪书，谓所记孟古事多虚妄不实。复申论之曰:“凡研究史学者，于某民族史不得不依据他民族之记载，如中国基外民族，若匈奴c若鲜卑c若西域诸国，除中国正史之列传载记外，殆无所信史也。其次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较近，记述也较多，然因其文字已废，除汉人所编之辽金二史外，亦几无谓信史也!“子深韪其言，益征公所言之确当不易。
(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卷一)
王国维的具体辨伪成就所在甚多，兹不赘引。
3梁启超与《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 1873一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以才思敏捷，目光锐利，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著作内容甚为广泛，举凡政治学c经济学c哲学c历史学c法学c社会学c经学c伦理学c佛学c文字学等诸领域，都有涉猎，时之学人无出其右。而于辨伪学，他也有重要的建树，代表著作即是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二书。
《中国历史研究法》著于1921年，是由其在南开大学的讲课稿整理而成，于次年2月付梓刊行。《说史料》c《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二篇即系论述如何以科学之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搜集c整理史料，不乏卓识。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系由梁启超之弟子周传儒c姚明达c吴其昌据乃师演讲，整理所录笔记而刊行。该书凡十余万言，是近代系统论述辨伪的集大成著作。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由总论和分论两部分组成。总论分别论述了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c伪书的种类及伪书的来历c辨伪学的发展c辨别伪书及考证其年代的方法;分论部分就《易》c《尚书》c《诗》c《三礼》c《春秋及其三传》c《论语》c《孝经》c《尔雅》c《孟子)c《本草》c《素问》c《灵枢》c《阳符经》等等中国古代重要典籍进行了辨证。
梁启超认为伪书为害甚巨，如不加辨别，势必导致淆乱历史事实，从而使进化系统紊乱，社会背景混淆;思想方面将导致时代思想紊乱，学术源流混淆，个人主张矛盾。关于伪书的分类，梁氏颇采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之分类说。于辨伪方法一项，梁启超提出应从传授统绪上辨别和从内容文义上辨别，后者又具体包括从字句脱漏处辨别，从抄袭旧文处辨别，从佚文上辨别c从文章上辨别和从思想上辨别诸端。
梁启超论述伪书时，眼界开阔，方法缜密，在详采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常能有己之发明。为说明问题起见，谨摘录其辨《孝经》的一段文字:
《孝经》是《十三经》的一部，古人最重通经。若缘这经，通起来最易，解绎意义，读一年书的人就行。列为一经，本极可笑。若论它的文章，和《礼记》相同，倒很像是《礼记》的一部分。因为汉儒重谶纬，《孝经》有元神契，说了什么“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所以极力推尊《孝经》的就说是孔子所作了。其实那上面证的都是孔子和曾子问答之辞，不惟不是孔子做的，而且不是曾子做的，最早也不过是曾子门人做的。以文体论，若放进《礼记》，倒非常像。他的年代不能很古，在战国末至汉初才有。“经”的名词，从前没有，汉志(《汉书·艺文志》)还不称经而附六艺之末。西汉中叶才叫他经。庄子有“孔子繙十二经”之句，《墨子》有经上c经下篇。以经名书最早在墨c庄时代，不能阑入孔子时代;以六艺名六经，起自西汉。孔子并不以经名书，纵使跟汉人称呼，也只可以之称诗c书c礼c乐，不可以之称《论语》c《孝经》。《孝经》c《论语》只是传记，不配称经。这个书名实在很糟。只有孝字，又不成名词。在汉以前，易c书c诗都可独称，《孝经》可不能。所以可推定也许不是战国的书，最早亦不是孔子做的，只可放入《礼记》，作为孔门后学推行孝字的一部分。
梁启超的论辨条理明晰c通达流畅，剥茧抽丝，逻辑缜密，议论中还带着些许诙谐，这是他的特长，所谓“笔锋常带感情”。经此一辨，《孝经》非孔子乃至非孔子弟子所作及该书必出于战国以后这一结论，应是无疑义的了。至于该书的具体撰著人，及书名演变情况则还有待于今之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4胡适“整理国故”之指导思想及其关于辨伪之论述。胡适(1891一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撰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c《白话文学史》c《胡适文存》等，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其“整理国故”及如何对待伪书之论述，在近代学术史和辨伪学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1919年8月，胡适在写给毛子水论国故学的一封信中，要毛子水等人抛开“有用无用”的成见和“狭义的功利观念”，尖锐地指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人应当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同年11月，胡适为倡明新学潮的意义，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程，整理国，再造文明”的主张，遂把整理国故和思想启蒙的工作联系起米。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时，作为编辑部主任的胡适又热情洋溢地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把几年来就整理国故而殚精竭虑的思想系统地提了出来。胡适认为，研究国故学当向三个方面去努力: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故研究的范围;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之后，他还提出了整治国故的总原则和基本方针: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一)
这里，胡适之先生再三提到了“还它一个本来面目”，这也正是辨伪工作的第一要务。所以这段话也可视作胡适辨别伪书的指导思想。
具体到辨别伪书，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曾就辨伪方法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凡审订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信服。这种证据，大概可分五种:
(一)史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
(二)文字一时代有一代的文字，不致乱用。作伪书的人多不懂这个道理，故往往露出作伪的形迹来。
(三)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后人尽管仿古，古人决不仿今。
(四)思想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
(五)旁证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书里寻出的，故名为旁证。
这些方法简明而又科学，对今之辨伪学者仍有重要借鉴意义。胡适治学兼及文史哲诸领域，但囿于精力，他一生中所做的具体辨伪工作并不多。然而，他“整治国故”的思想及其方法对辨伪学界的影响，则不可谓不大。二三十年代的年轻学者，尤其是以顾劼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很大程度上就受到胡适的直接指导和影响。1921年1月，胡适在给其学生顾劼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c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适:《自述古史观书》c《古史辨》第一册)胡适另外还有句“名言”:“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正是在胡适的启发下，顾颜刚为“古史辨学派”的建立确定了基本观念: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以此为中心，古史辨学派在辨伪学史上建立了赫赫功绩。
近代新史学在其建立过程中与疑古是分不开的。疑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史学传统。但需要指出的是胡适的疑古已近似“疑古主义”，这与他受近代西方赫胥黎等怀疑精神影响不无关联。这种几近“疑古主义”的疑古，由古史辨学派发扬光大后，对整个旧史传统作了大胆的怀疑。从积极方面看，它自是有助于现代信史的建立;但从消极方面看，不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史学上的虚无主义，甚至破坏史学传统，如寻问根由，胡适的影响不可低估。
5，顾劼刚及《古史辨》学派的辨伪成就
1926年6月，近代著名学者顾劼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它以大无畏的精神，大胆地揭露了我国先秦至西汉古书上的有关古代神话传说的真面目，剥去了“经书”的神圣外衣，推翻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此举轰动了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目，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往后十五年，即到1941年，《古史辨》又陆续出版了第二至第七册。后来学术界因之便把20年代至40年代那些以疑古为出发点来研究我国古代史的人称为“《古史辨》派”。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古史辨》是一部资料书，不能因某人有文章被收入，便视之为《古史辨》派，而主要应从学术旨趣上来加以判断。
《古史辨》派颇得益于20世纪初年“欧风美雨”的吹拂，使他们能掌握一些前人不曾知晓的知识――社会学c考古学和历史进化论的知识，并由此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c秦汉以来许多古书中记载的古史实，却和这些知识相扦格。因此他们之中有人便用考证的方式来推翻“经书”中的伪古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精神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且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尤其在辨伪学史上，他们无愧是“总其大成者”，其业绩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作考察。
其一，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考辨古史材料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
这一观念的完整提出，是在1923年顾劼刚所撰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他在详考古书之后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又含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点上，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为了能在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劼刚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史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古史辨》第一册)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提出，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它标志着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此有很高评价:
顾劼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实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知道破了的。其二，突破“考信于六艺”的藩篱，由儒者的辨伪发展到史家的辨伪。
古书所记唐c虞以前的古史，前人早就指出是荒谬无稽的传闻和后人伪撰的史迹，而不是可信的史实。但对尧c舜c禹时代的古史，则认为有《尚书》和《虞夏书》可据，多半认为是可以相信的。前代辨伪学者对此少有问津，胆大者如崔述也尚且不敢违反道统，怕因此有悖于孔子之意。顾劼刚等适途“五四”反封建浪潮的推拥，因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怀疑老c舜c周，怀疑经书。但是，这在当时仍是要有勇气的，如当时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对此就深不以为然，他说，所谓“疑古之过，乃并尧c舜c禹之人物而亦疑之，然惜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第一章)
《古史辨》派突破司马迁以来“考信于六艺”的框框，拓宽了辨伪学的领域，这标志着辨伪学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
其三，考订古书真实之著作年代，回复古书本来面目。
考订古书著作年代，恢复古书本来面目，是辨伪学的主要内容。《古史辨》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为指导，就此做了大量工作。《古史辨》七册中，就有三册是“古书辨”，其中第三册辨《周易》和《诗经》，第四和第六册辨诸子。所证各书的著作年代，虽尚不能成为定论，但已较前人进了一步。其中，《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多数人认为作于西周初。《易传》的著作年代，各家虽说法不一，但其年限大都同意定在战国与秦汉。对今文《尚书》各篇的著作年代的认定可分三类:《盘庚》c《大诰》c《康诰》c《酒诰》c《梓材》c《召诰》c《洛诰》c《多士》c《多方》c《吕刑》c《文侯之命》c《费誓》c《秦誓》在思想文字上都可信以为真;《甘暂〉c《汤誓》c《高宗肜日》c《西伯戡黎》c《微子》c《牧誓》c《洪范》c《金滕》c《大谐》c《天逸》c《君奭》c《立政》c《顾命》，文体平顺，或为后世假作，或出于史官追记，是东周的作品;《尧典》c《皋陶读》c《禹贡》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又证，《诗经》的辑集在孔子以后c孟子以前，等等，兹不详引。
需要说明的是《古史辨》派在辨斥古书时，也多有恣肆任性c议论欠公允之处。近人绍来在《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劼刚《古史辨》》一文中，对此多有批评。(《古史辨》二册416一422页)就这一点而言，前引王国维之议论也不无可取之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更多地看到《古史辨》派在破除伪古史过程中的重要建树及其对科学的史学研究所做的贡献。
纵观古书界，真伪混杂，其情况之复杂，简直令人一声浩叹双鬓白。所谓“假到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要算明白这笔糊涂账，整理国故之任务极其艰巨。因为由于破案者眼界狭窄，破案手段落后，证据缺乏，诸多破案高手虽战功赫赫，却也又创造了一连串冤案。一片雄心搞成了一团乱麻。
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随着考古学陆续的大发现，很多悬疑之案最终都有了定论。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会有更加科学而先进的侦破手段能让古书界迅速海晏河清，让古书们统统现出原形，各归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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