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的几十年中，中国也出现过一些颇有名望的藏书家，他们为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国时期主要藏书家和藏书楼有缪荃孙(公元1844—1919年)和他的艺风堂c李盛铎(公元1859—1935年)和他的木犀轩c傅增湘(公元1872—1949年)和他的藏园c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和他的饮冰室c莫伯骙(公元1878—1958年)和他的五十万卷楼c刘承幹(公元1882—1963年)和他的嘉业堂c周叔弢(公元1891—1984年)和他的寒在堂c郑振铎(公元1898—1958年)和他的西谛书库等。
在上述藏书家中，以李盛铎c傅增湘和郑振铎最具代表性。
李盛铎及其木犀轩
李盛铎，字嶬〔xi西〕樵(椒微)，号木斋，原籍江西九江，生于北京。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系道光年间贡士，在九江建木犀轩，收藏图书10万卷。祖父李文[氵昱][yu育]为奎文阁典籍，专司宫廷图书管理。父李明墀[chi池]为户部员外郎，先后任过湘闽两省巡抚，生平好聚书。李盛铎为光绪时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和京师大学堂总办，后出使日本c比利时等国。曾任过山西巡抚。民国后任过参议院院长c农商总长等职务。李盛铎从小遍读经史，酷好目录c校雠之学，染上嗜书之癖。李氏木犀轩原来藏书质精量富，后在湖南收购了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的大部分藏书。在出使日本时，因日本明治维新后，旧籍废弃，得日本岛田翰和岸田吟帮助，购得很多国内少见或久佚之书。任学部大臣时，敦煌劫余卷子运至北京，他挑选许多精品收藏。基于以上原因，李氏木犀轩所藏宋元善本有近300种，其中有南宋初建阳刻本《史记集解》c《汉书》，建安黄善夫刊本《后汉书》c《通典》c《说苑》c《论语》等一大批宋元刻本，多为海内外孤本；木犀轩另一突出特点是所藏不少为明清抄本，抄字规整，不少抄本保留了宋刻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名人抄本如汲古阁影宋本《谢宣城集》c钱曾述古堂影宋本《才调集》等，都是稀世之书；李氏还收藏许多稿本和名人校本。收有戴震c翁方纲c焦循c丁晏c缪荃孙等人的手稿。藏有钱谦益c黄丕烈c顾广圻c周锡瓒c李文田等人的校本。这些都是别的藏书家不能比拟的。
李盛铎斋号甚多，依照不同类型的书籍而分斋收藏；建初堂收藏李氏先人遗书；甘露簃〔yi移〕收藏钦定图籍；庐山李氏山房收藏家乡图书；古欣阁和延昌书库专藏金石；俪青阁专收墨宝；麐〔l淋〕嘉馆是其在京师的藏书处；凡将阁为保存本人著作之处。木犀轩是李氏藏书的总名称。记录李盛铎的藏书目录大约有十一二种，其中以赵万里c常芝英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最为有名，它记载李氏藏书9087种58385册，基本反映了李盛铎藏书的面貌。李氏木犀轩藏书大约有一万多种，在李盛铎晚年，其妾以“木斋遗弃伤害罪”诉于天津地方法院，索赔金5万，李氏曾与北京图书馆协商转让藏书，时因北图经费紧张未果。1935年李盛铎辞世，1939年其子将木犀轩藏书全部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傅增湘及其双鉴楼和藏园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c藏园居士c藏园老人等。四川沪州江安县(今属宜宾地区)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戊戌变法，他与维新派刘光第c杨锐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后参政，创办女子师范学堂，曾任王世珍内阁教育部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罢免蔡元培的命令，被免职。此后傅氏便专心从事收藏图书与校勘的工作，并进行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他随唐绍仪南北议和团去南京时，生平第一次买到一部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此书为四库进呈本，曾被人窜易删落，十分可惜，遂激发他奋力购书。他家祖辈原有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购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浙本《资治通鉴》，他把两部宋元本《资治通鉴》合称双鉴，并将自己藏书楼起名为“双鉴楼”。后来傅氏购得清朝宗室盛昱[yu玉]所藏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南宋宫廷唯一的最完整的写本，一直在内府保存，民初才流落民间，确系稀世珍宝。他在盛家见到此书的时间是在1917年。1928年初春，书商定高价出售，傅氏毅然将自己珍藏的日本c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去，购得此书。1934年傅增湘又以一万余元的空前的高价购得宋本《周易本义》一书。二三十年代双鉴楼每年平均买进宋本书大约有10部左右。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元善本约有180种左右。因而傅增湘成了京津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宋元刻本之多是双鉴楼的特点之一。
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书肆，也常涉足浙江c安徽c江苏c上海等地，甚至赴东瀛日本访书。每知善本出售，必求一得；倘若财力不及，必求一见。往往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常常绌于资金，被迫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他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盛昱c张元济c董康c章钰c叶德辉c袁克文c陶湘c周叔弢c缪荃孙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代为访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记载了二人论述访书c收书c印书c借书之事，表达了他们高深的文化素养c专业知识及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堪称文苑嘉话。
傅增湘还有校书之好。去职之后，定居北京。新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命名藏园。正如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所说：“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ku枯]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由于傅增湘是专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他规定每天校书30页，昼不敷则夜补上。从1943年开始，他对长达1000卷的《文苑英华》进行校勘，这时他已年过七○，天天伏案校书，无论盛暑严冬，从不间断，不知老之将至。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赞他：
篇篇题跋妙钩玄，
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
书魂永不散藏园。
傅增湘为了宣扬传统文化，还做了许多传布典籍的工作。他用自己所藏善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精本加以校雠后，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c《蜀贤全书》及《资治通鉴》c《周易正义》等书。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提供古籍善本30多种。《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时，有相当多的底本取自双鉴楼，使这些善本广为流传。
傅增湘是现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他每得一书，就撰一题跋；每见善本，必在所写书录中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伪误，集刻工之姓名，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傅增湘的目录学著作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580篇；《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著录1929年前所收善本1287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1930年所收图书51种；《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稿本)，著录1931年后所收图书280种。还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名贵善本169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3年出版的《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记录了作者几十年来访书c购书c读书中所见之珍贵藏书，计4500余种，上百万字，是目录学的一本巨著。
傅增湘一生爱书c购书c藏书c读书，但不以珍贵善本奇货可居而秘不示人。他认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应由国家保存，1947年傅增湘将其藏书373部约4300册，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氏病重时，嘱其家人将其所藏宋c金c元c明c清精刻c名抄c名校及傅氏本人校本均捐给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捐给家乡的四川大学。1950年傅氏长子傅忠谟将藏书480部，约3500册图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
郑振铎及其西谛藏书
郑振铎号西谛，常署名纫[niu扭]秋，幽芳居士，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与耿济之c许地山等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主编《小说月报》等，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中留居上海，从事抢救文献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c文学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郑振铎自幼喜欢藏书，每见同学买到好书，便借来抄写，视藏书为人生一乐。成年工作之后，十分注意购书藏书，他洋书古书都藏，无论何地出书，只要他欲得者，“典衣节食不顾也”。至1932年他34岁时，藏书已有二万余册。他将大部藏书寄存于上海开明书店图书馆内。“一二八事变”，寄存于开明书店的藏书毁于战火。目睹国家千年文献或毁于战火，或被当成废纸付之熔炉，或被外人买走，郑振铎强烈的爱国心被触动了。于是他隐名埋姓，蛰居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做收集与保护祖国文献的工作。头四年是以个人之力与敌周旋，后四年他参加了蒋复璁c叶恭绰等人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集图书工作。敌人四处搜捕他，而他毫无惧色，却大义凛然地说：“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求书目录》)。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70多捆古书，共有5000多册，被当作废纸卖给纸商时，他用自己仅有的6000元买下这批图书，“竟以一家十口数月粮款，作此一掷之豪举。”头四年，以他的名声和力量吸引南北书贾，保全了不少山西c平津c广东和汉口的古书和文献。他说：“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c梁鸿志（陈群，汪伪政府内政部长；梁鸿志，汪伪政府行政院长。二人都有大批藏书，当时全力搜集善本据为己有）在购书，但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求书目录》)
郑振铎在八年抗战中为民族搜集图书，的确买到不少珍贵的善本，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其书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种元明杂剧，曾为钱谦益c钱曾c季振宜c何煌c顾珊c黄丕烈c汪士钟c赵宗建c丁祖荫等著名藏书家相继收藏过。1937年苏州沦陷，该书散出，书商限三日出万金成交，他四处借款，终于购得该书。
郑振铎就是以这种精神来收集中国古籍善本的。郑氏藏书，包括中外文在内，共计17000种，近10万册，其中古籍达7500种。
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其夫人高君箴及其子郑尔康将全部西谛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正好体现了郑振铎生前为祖国保存文献的伟大志愿。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不少日本人喜爱中国文化，十分珍惜中国典籍。其间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强盗，念念不忘想把中国典籍文物弄到日本。历史上，中国是个世界大国c强国，这种觊觎往往不能得逞。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清朝政府的，日本文化强盗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掠夺中国古代的典籍。窃取敦煌经卷，购买皕宋楼善本古籍就是这一行动的发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常常采取了三种作法，以达目的。
首先，在日军占领区，以查封没收方式，疯狂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图书。日军对沦陷区的出版社和图书馆的图书进行检查，凡见到好书，就以种种借口加以没收，如1941年在商务印书馆检查时，一次就没收图书213万册。当1938年日军占领南京后，除了进行令全世界震惊和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外，日本政府还派出各类科学家和版本学家对南京中央图书馆c中央研究院等70多处地方进行搜查，动用卡车310辆次，将88万册图书劫往日本。这次抢劫的书刊当中，有1938年以前完整的中国各级政府的公报，当时中国产业调查和计划，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等文献。不少正直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起“文化大屠杀”。
对于私人藏书楼，日军照样抢掠。日军命令中国藏书者“自动缴呈”，并以帮助缴呈为名进入私人藏书楼，按目索书，大肆掠夺。吴兴嘉业堂c常熟铁琴铜剑楼等著名藏书楼，经常受到日本文化特务的骚扰，不少图籍被抄去。
其次，对于数量很多一时难以搬运的图书文献，尽力焚毁。
江苏国学图书馆多藏宋元以来历代珍本书，抗战中为防日寇掠夺，该馆将这批图书寄存在苏北兴化县，被日寇发现，结果使这批木刻图书与方志6803册全被敌人焚毁。另外，该馆保存的清朝咸丰c同治c光绪c宣统四代江南各官署的档案，已清理好的6486宗，未清理的60个大篓，全部被毁，片字不留。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的20万册图书全数被焚毁。
最后，日军在战争中还专门针对图书馆进行炮击c轰炸，焚毁图书典籍。“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中不得对文化设施c学校c医院和平民采用武力的规定，放肆地狂轰滥炸学校。南开大学图书馆于1937年7月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1937年8月松沪战役中暨南大学图书馆在日军炮火下化为灰烬。1938年11月日军飞机对湖南大学连续投弹50枚，半个小时内有八万余册的图书馆和整个学校变成废墟。最令人痛心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被焚，藏书达50万册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于1932年1月28日晚遭日军海军陆战队炮火攻击，29日飞机密集轰炸，日机在商务印书馆投下六枚炸弹，在得知东方图书馆没受到根本性破坏时，又派浪人潜入该馆纵火，一座设备现代化c馆藏十分丰富c且有许多稀世珍藏的东方图书馆毁于一旦。
当日寇侵略意图已经十分露骨的时候，我国图书馆界为了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开始了图书的内迁c疏散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紧接着日军指使汉奸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眼看华北将陷入敌人魔爪当中。1934年政府当局决定北京国宝南运，当时南迁的除有北京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外，还有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南迁的北图善本书籍，有原属甲乙两个库藏的善本书约5000余种，六万余册，另外还有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在运抵上海后，存放在公共租界的仓库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的租界日军尚未占领，成了孤岛。当时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与驻美大使胡适联系，欲将此批善本运往美国，托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以避战乱损失。1941年初，袁同礼秘密赴沪布置安排，由徐森玉和王有三两人选出部分最为珍贵的古籍善本精华，计2954种20970册，分装成102箱。其中有宋刻本72种，金刻本12种，元刻本120种，交由北图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办理。为了躲避日人耳目，安全通过海关，箱子分成10批，每隔几日，便报关运走一批。最后一批运走的时间是1941年12月5日，事隔两天，即12月7日发生了珍珠港事变，美日宣战。多次启运一事虽引起日本华北兴亚院方面的注意，无奈书已运走，只有望洋兴叹了。抗日胜利后，北图曾有把书运回的动议，因国内战争又起，遂议暂缓。1965年2月，前北图馆长袁同礼在美病故，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ng聪〕建议将这批图书运往台湾，由该馆代为保存。取得美国国务院c国会图书馆同意后，这批珍贵图书于1965年11月运抵台北。台湾中央图书馆发布消息，声明代北京图书馆保存，一俟条件成熟将返还北京图书馆。
抗战当中，许多图书馆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将重要珍贵的典籍内迁。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7年8月15日，在日机袭击南京后，立即停止阅览，将重要图书装成263箱封存疏散。11月奉命西迁，由南京迁武汉，再迁长沙，最后迁至重庆。“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向华北进攻，7月30日，平津陷落。北京大学在城内，图书全部陷于敌人手中，清华图书馆抢运出来的图书文献，中途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南开图书馆已被日寇炮火焚烧殆尽。所以三校最初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之时，仅有中外文图书6000余册。与此同时，山东大学c唐山工学院c中央大学c复旦大学c上海医学院c武汉大学等校的图书馆都辗转迁徙。迁移当中有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如中央大学图书馆40万册图书，1937年迁往重庆，途中民船沉没，损失不少，后遭敌机轰炸扫射，又焚毁了一部分。直至1948年该校藏书只有18万册，一直未能恢复原有数量。广东c安徽c湖北c湖南等8个省图书馆都进行了迁移，途中，由于雨淋c日晒c风吹c虫鼠为害，都损失了大批藏书。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我们的国土，枪杀了我们的人民，还焚毁了记录中国文明的典籍，然而华夏儿女胸膛中跳动着一颗中国心，始终为反对侵略战争和繁荣中华文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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