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私家藏书的普及和藏书量的增多，私藏活动内容也愈加丰富。首先，藏书家们不仅藏书，而且随时进行整理，以除去谬误。写本书籍，一经抄录，极易出现鲁鱼虚虎之误，这就需要不断校勘。藏书家们不畏辛劳，乐此不疲地躬行其事。《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载：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魏书·李谧传》载：李谧羸弱多病，犹“鸠集诸经，广校同异，”终致英年早逝。又《宋书·刘穆之传》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还有刘宋的傅隆c萧梁的孔休源c萧静c元魏的张兖等人都曾整理过自己的藏书。通过他们的整理，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优质书籍，而且也提供了宝贵的校书经验，发展了校勘学。为便于寻检，许多藏书家编有藏书目录，其中王俭《七志》c阮孝绪《七录》最具代表，一再被后世推崇。
王俭(452一489年)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山东)人，是宋c齐间政治家和学者。宋明帝时官太子舍人c秘书丞。入齐，迁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撰有《古今丧服集记》，主编了国家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编撰了私藏目录《七志》。《七志》将其藏书分为7大类，有《经典志》c《诸子志》c《文翰志》c《军书志》c《阴阳志》c《术艺志》和《图谱志》，附录了佛c道书籍和晋《中经新簿》以前各目录书的阙书目。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说：“它的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都是前人所无。而收录前此缺书及佛c道书，扩大了收录范围，成为一部收录较全的私家目录。”《七志》开私藏目录之端，这也是私藏量增多的必然结果。
阮孝绪(479一536年)字士宗，陈留尉氏(今河南)人，梁朝处士，博学多识，贫困自守，坚不出仕。著有《正史削繁》等7种书和收一代藏书的《七录》。《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c《纪传录》c《子兵录》c《文集录》c《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c《仙道录》。《隋书·经籍志序》称“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来新夏先生评论道：“《七录》是继承和总括了前人的目录成果，是比较完备的一个综合目录。开启了研究前人目录之端，摆脱了单纯登录藏书的局限。”，《七录》在分类c解题c增补私藏c序后胪列古代目录等方面多有开创，诚宜在私家藏书史上特书一笔。
其次，他们利用所藏进行讲学和著述，将藏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藏书的功能。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私学极其发达，许多士人开门纳徒，传学授业。《晋书·刘兆传》载：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魏书·高允传》载：高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又《北齐书·张买奴传》载：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诸儒咸推重之。”这些私学大师用自己的知识和藏书，培育了大批的贫穷学子。此外，藏书家们还耕耘书圃，潜心著述，硕果累累，这些成果或阐述对社会c人生的看法，或总结c发展某一学科，如王弼的《周易注》c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c葛洪的《抱朴子》和《金匮药方》c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c萧子良的《四部要略》c陆澄的《地理书》c崔慰祖的《海岱志》c王俭的《百家集谱》c萧秀的《寿光类苑》c沈约的《宋世文章志》c任昉的《地记》c王僧孺的《百家谱》c萧统的《文选》c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c徐勉的《流别起居注》c阮孝绪的《七录》和《高隐传》c明山宾的《吉礼仪注》c元晖的《科录》c元延明的《器准》c阳尼的《字释》c李谧的《春秋丛林》等等，这些新著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具影响。他们还自编或他编了许多个人文集(见《隋志·集部》别集类)，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藏书质量，方便了检索利用，而且推动了学术发展，提高了民族文化素质，传播了典籍与文化。
更值得称道的是，许多藏书家颇具人文精神，他们未将自己的藏书秘而不宣，而是对外借阅，愿为人用。在史书中，此期私藏外借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提过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又《北史·元晏传》载称：元晏好集图籍，“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见称。”《魏书·李彪传》亦载：“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李彪后来成为藏书家，也借书与人。《南史·张率传》又载：“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北齐书·裴诹之传》亦载称：“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更有藏书家十分关爱读者，不仅热情出借，而且还为贫者提供住宿，筹办衣食。《晋书·范平传》附《范蔚传》载：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北史·刘昼传》载：刘昼“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又《南齐书·崔慰祖传》载：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袠，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向朗c范蔚c元晏c宋世良c崔慰祖等人以己所藏润泽他人之举，实在可钦可赞。当时，许多人是靠阅读私家藏书而成为文彦俊才的。另有藏书家以己所藏襄助他人完成学术著作，受到时人赞许，展示了文人宽广的胸怀。如阮孝绪在编著《七录》之际，告知另一藏书家刘杳，“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阮孝绪“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与相与”(p322)，使得阮孝绪著成学术精品《七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私修史籍和著名的《三国志注》c《世说新语注》c《水经注》的问世，都不同程度地参考了私家藏书。私藏外借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推进了学术研究，促进了文献利用c传播c复制的提高，而且也促进了私藏家数量的增加和藏书规模的扩大；与此同时，对典籍的散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弥补了官藏开放有限的不足(p199)，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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