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代官府藏书，不难发现其有如下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官藏是我国古代发育最早的古代藏书体系，不仅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各诸侯国也“藏典设史”，若秦c楚c鲁c宋c晋等国皆然。成语“数典忘祖”说的就是晋太史籍谈（籍谈，人名）答不上其姓氏的来源，周景王姬贵告诉他，因为他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春秋时各诸侯国很早就建立起管理图书典籍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可称之为地方政府藏书。
二是皇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参与其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征书，即汉武帝刘彻“开献书之路”始，至清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在全国大规模征书，大约有57位皇帝直接过问并参与了征书c藏书事宜，从人员选派c下诏征书c经费来源c优惠政策c机构设置，到整理编目c圈定流通范围，常常是由皇帝亲自颁发敕令，作为一种国家政府行为而实施的。
三是历代官府藏书因有政府权力与国库资财的强力支持而藏书丰厚c设施完善。隋开皇三年（533）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奏请朝廷“猥发明诏，兼开购赏”，收集典籍“必须勅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并且规定，凡献出异本书一卷者，就赏赐一匹绢作为报酬，待朝廷校定缮写之后，仍将旧本归还原主，这种权力加赏赐（有似“胡萝卜加大棒”，一笑）的征书办法，不但当时取得明显效果，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朝廷征书大都采用在普遍诏谕，施加压力的同时，优赐c赏官予以酬谢的双管齐下原则，并基本形成定制。
四是官府藏书既网罗人才，又培养造就人才，推出一批学术成果。由于官府藏书地位显要，常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教学和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抄写和印刷的底本，所以政府往往要集中一批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和专门人才，以及一定数量的博士儒徒，加强对国家藏书的校勘c整理和编目工作。这些人不负众望，苦心孤诣，筚路蓝缕，在整理藏书的同时也利用藏书编出了一批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和国家书目。到了宋明两代，利用国家藏书培养人才的思路愈发清晰。宋仁宗曾说“设三馆以育才”，“馆职所以待英俊”。宋英宗也说过“馆职所以育俊才”（《麟台故事选任》）。明代大本堂是培养太子和诸王的重要课堂，文渊阁也是礼部和翰林院选拔官员的“储才重地”（人才储备库），利用藏书进修结业后，升任皇朝重要职务或外放高位担当地方官。此时的国家藏书馆阁已成为培养和储备统治阶级高级人才的基地。
五是藏书纸墨精良，装帧豪华，建筑富丽堂皇，体现皇家气派。历代官藏要在全国范围内招集工书之士抄补秘书。写书用的各种材料也都由全国最著名产地提供。隋唐两代用不同颜色的琉璃c玛瑙c象牙制作书轴c书签，以区分书的上c中c下三品及经c史c子c集四库。至于藏书楼的建筑，更是地方私家藏书楼不可比及，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载，隋代观文殿不仅陈设珍丽，还设计有自启机器人，极为精巧。
四c官府藏书的缺陷
官府藏书普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深藏秘阁，基本不对社会开放，读者面十分有限，也可以说具有独占性，在封建社会仅为帝王及少数权贵所享用。汉代对藏书就控制很严，除太常c太史c博士官外，其它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c抄录，违反就要受到惩罚。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苏昌因此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其理由是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官灾异c地形要塞也不宜诸候王熟悉掌握。为防诸候王谋反，汉朝皇帝才严格控制其藏书的流通，至于中下层官吏以及布衣知识分子更不可能利用官家藏书了，因而极大地削弱了藏书功能的发挥。并且，由于其所处的中心地位，因而对历代各类藏书楼长期c总体的封闭性c保守性起着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进而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集中庋藏c地处政治中心的特点，使其极易遭受毁灭性灾难。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c内乱外侮都使官府藏书严重受损，历代一些著名的“书厄”也大都是中央政府藏书的惨剧。官府藏书呈时断时续，旋聚旋散的状态，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历朝开国之初，重视文治，国家便大量征集图书，藏书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中后期疏于管理，有些官吏甚至监守自盗。一遇战乱c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官府藏书往往惨遭灭顶之灾。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聚聚散散，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一句话：兴废系于国运，运用存乎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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