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又转而依附段祺瑞，在重大问题上惟其马首是瞻。1917年，张勋趁黎元洪和段祺瑞内斗之际，借“调停”之名于6月中旬进入京兆。7月1日，张勋等人将黎元洪赶出总统府，拥立废帝溥仪为皇帝，实施复辟。阎锡山响应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继续站在段祺瑞一边，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因援军临时撤退，商震部孤守永丰，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c不问外省事c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c要保卫地方治安”，此后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大力发展经济。1918年，阎锡山决定筹办银行，在他的授意下，由山西省议会议长崔庭献c副议长刘懋林和严慎修等人发起，聘任原祁县大德恒总经理阎维藩负责筹办。1919年1月1日，山西省银行正式成立，资本额120万元。银行除办理存兑c储蓄等普通业务外，主要任务还是发钞，银行最初发行的晋钞与银元兑换比例为1：1。
有了省政府这座靠山，山西省银行成立伊始即发展迅猛，先是设立太原总管理处和太原分行，很快在各主要县城和地区设立分行c办事处和寄庄，不到一年的时间已有十几处，资本额也迅速增长到近200万元。
山西省银行的成立和迅猛发展让兴业钱局感受到了压力，从资本额来看，兴业钱局的资本额不到50万元，只有省行的四分之一，况且省银行还拥有发钞的权利。钱局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也使崔长庚感受到了压力，在每周一次的管理层会议上，他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阎锡山成立山西省银行，发行晋钞统一了山西的货币市场，这是件利省利民的好事。但他们参与普通银行业务，兴业钱局的官员客户基本上都转向省行，其他客户也有部分流失，这对我们很不利啊。”崔长庚的声音有些嘶哑，自兴业钱局开创至今，还从没有几个月客户持续流失的情况，再这样下去钱局就将无法支撑了。
“之前山西货币流通泛滥，银元c袁大头银币c大清银币c孙中山纪念币，各票号还在发行‘钱帖子’，发行晋钞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国外银行业的规则，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独立运营，这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可我们国家是军阀割据，各个军阀都不肯轻易放弃发行货币这个扩充实力的大好机会。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经营银行，也不知道如何控制货币发行量，阎锡山在山西独断专行，懂行的都不敢提意见，地方官员也惮省行，不敢与其他金融机构做业务。如此下去会严重扰乱省内金融秩序，甚至弄得民不聊生啊。”裴子仁说道。
听到这里，谭文杰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略一思考说道：“既然在山西不行，那我们就走出去，钱局成立之初不也是希望将生意做到全国吗，可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分号还仅仅在山西。”
“嗯，”崔长庚也赞同这个提议，“既然受地方长官的牵制，那我们就应当把分号开到商贾聚集的地方。”
“京津c上海c武汉c苏杭”谭文杰一边思考一边掰着手指头数着。
崔长庚看了一眼裴子仁，见他点头同意，下定了决心，“现在省行风头正盛，我们就暂避其锋芒。先撤掉山西省内太原c绛州及平遥分号，在京兆c上海c汉口设办事处，各拨付十万银元，以后我们还要在全国开设更多的分号，实现钱局开业时的夙愿。”
“既然是在外地设立分号，就要选几个得力的人去，你看谁比较合适呢。”裴子仁捻着胡须问崔长庚。
“我去京兆吧。”谭文杰主动请缨。
崔长庚闻声惊异地看向谭文杰，他跟了自己这么多年，早已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从内心来说他不希望谭文杰离开自己。但转念一想，在京兆这么重要的地方开设办事处还真需要一位像他这样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才，况且在那里还有他的牵挂，这样安排应该是最合适的了。他转头看了看裴子仁，裴子仁也仿佛读出了他的心思，微笑着点头不语。
“好，你此行任务艰巨，在京城行事要处处小心。”崔长庚叮嘱道，他一直将谭文杰视作自己的孩子，眼神中充满了怜爱。
“总经理放心，文杰一定不辱使命。”
谭文杰到了京兆，便着手开展市场调查。他发现这里虽不及天津c上海繁华，但有许多的前清遗老遗少和民国的达官贵人，他们手中有大量的闲钱，并且这里的商业银行仅有中国银行c盐业银行和农工银行。几家银行中除中国银行外，其他银行规模不大，难以满足这里大额的资金需求，他感觉兴业钱局完全可以在此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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