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耕民族的习俗中，正月里总是最清闲一个月。每年春播一般在农历三月左右开始。在此之前的二月上旬，农民便要准备种子，修理农具、平整土地、翻堆肥料，所以正月里刚好是痛快玩乐的农闲时节。不过在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却没有心情玩乐。去年旱灾收成不好，献贼又流窜骚扰一番，农民早已经弹尽粮绝、家徒四壁。可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最近又主持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
大明朝的财政，早年以本色为主，钞钱为辅。嘉靖以后钞法大坏，遭到上下一致的抵制，连朝廷也不愿在税赋中征收自己发行的宝钞。所以上下的合力，迫使朝廷改以白银等折色为主。万历新政，施行“一条鞭”之法，合并税种，征税全用白银。张居正死了还被抄家，他的条鞭之法却保留下来。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原先供地方不时之需的各省、府、州、县府库的小家底，都按皇帝诏令把藏银输解到了户部。至此，天下官银皆入京师。万历三大征之后，军费开支日益增多。崇祯之后，军费更是浩大。一点微薄的岁入，早已是杯水车薪。没有钱，可仗还得打。朝廷唯一的应对之法，便是不断加派赋税。
天启、崇祯年间加派的赋税主要有四类：三饷；宗室禄米和庄田；带征和预征；地方私行加派。
三饷是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从万历末年辽左用兵开始，每亩加银九厘。崇祯三年加征三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余万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又以练兵为由，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
宗室禄米和庄田，不少也是通过加派赋税实现的。大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万历年间，新封藩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所封之地根本不存在这么多的无主闲田，除了部分夺自民间以外，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加派赋税取得租银来出来让本县和众人都听听。”
这位书生分明有些腼腆，听到知县大人点名，又见到同学们对他嘻嘻哈哈，更加紧张，只是嘴中喃喃道：“学生想、想，那些刁民冥顽不化，会不会铤而走险？学生想，要么把闹事之人都关了起来，要么让衙役们暂缓些催欠……”这位书生正说着，突然想到以欠账作为衙役的公事银，让衙役自行讨要，正是面前这位知县大人的得意之作，猛然间心中一惊，刹住了口，站在原地没了话说。
那位年纪大些的书生对这位学弟向来不屑。他摇摇头笑着道：“时中可能想差了！我县里就几十个衙役，怎么可能……”
他剩下的话，被衙门外一阵巨大的欢呼声打断了。知县和书生们被扑面而来的声浪震得脸色发白，正在不知所措，一个刑房书办满头油汗地急促跑来，顾不得对知县大人行礼，边跑边大声叫喊：“大人，快想法避避！那些刁民反了，刚才县丞大人率张都头出去弹压，结果张都头被扔进粪坑淹死了！县丞大人和其他衙役都跑了！小人是冒死回来报信，大人快避避风头啊！”
众人听到，哗的一声各自乱跑。师爷一把抓住乱跑的王大人大叫道：“后门！东翁，走后门！”
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彭县知县王国麟以欠账作为衙役的公事银，让衙役自行讨要。衙役们趁机大举追索，闹得全县百姓怨声载道。彭县地方上两位有些声望的小地主小商人名叫王纲、仁纪的，趁机在县衙前敲锣聚众，发出了“除衙蠹”的倡议。倡议受到县民的热烈响应。县中都头带兵弹压，被愤怒的民众扔进了粪坑活活淹死。彭县的“除衙蠹”运动，很快传到了临近的州县，接着又波及到了四川各地。与此同时，“除衙蠹”运动迅速扩展成了“除五蠹”运动。“五蠹”，包括衙蠹、府蠹、豪蠹、宦蠹、学蠹。许多被百姓指为“五蠹”的官府衙役官差、王府管庄管店、地方豪强流氓、缙绅豪奴恶仆、生事害人的书生秀才，被活活打死的，被抛锅里炖烂的，被推入土窖活埋的，“不可胜记”。他们的财产，大都被疯抢一空；他们的房子，大都被点燃焚烧。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在迅速摧毁荼毒百姓的黑恶势力的同时，也向所有人展示了它恐怖的另一面——群众运动所固有的无序性和它那令人颤抖的破坏力！
注一：以下数据引自顾诚先生文。
注二：摘自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