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只不过是下午的荫凉。可是这荫凉确实是了不起的。怀特之风在我这儿是渐渐显露的魅力，在更大的范围里则是典范。怀特死后，《纽约时报》的讣闻说，“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大概我正在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才会欣赏怀特。古人喜欢讲“圆融”，倘若不是庸俗地理解为圆滑，而解释为圆通博览，颖悟无碍，谦逊和不疾不徐地接近真知，我想倒也值得领略。
人常说，人生是一段长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多年前，我可想不到自己会对怀特感兴趣，更想不到有一天会过现在的生活。那时我完全是另一个人，如今的我则更像一个不可逆料的他者。我们时刻觉察到自我的存在，这个自我似有思想，似有主张，计划生活并试图掌控生活，可是最终你会发现自我甚为渺小。总是令人不胜惊奇，你已经走到本以为永远不会去到的地方。
生命是什么呢？儒家讲，“敬始，慎终，追远。”庄子说，“死生亦大矣。”我们有敬畏，有探求，有观照，可还是无从理解生命为何物。无论是深不可测的造物，或名之以上帝，还是真理，弥漫在青草翠竹间的“道”，其实我们都一无所知。我们只是像夜航一般顺流而下罢了。小时候，我可未曾想到此生有好文章可读，有人与事可经历，其时天真淳朴，全然不知文明已被经营了千万年，忽然迎迓我之来到，这是意外之喜。相较生活的诸般细节，这才是大的命数。周围的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奇迹。我并不知晓生命是什么与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居住在一个罕有的星球上，微生物在这里改变了空气的结构，而昆虫们忙忙碌碌地把生命连缀在一起，这里有季候、洋流，有一个精妙绝lún、生机勃勃的系统，这运气很是不错。按概率来说，我算中了头奖了。我相信无是常态，有是奇迹，冷寂是常态，生命是奇迹。
更年轻时我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我觉得外国书好看，中国书在认识上幼稚，在气息上又老迈。可是如今，我的头脑像只水瓮，装满了或可称为“中国意识”的东西。这种意识就是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偏好，不仅欣逢其美，还相信它蕴涵真理，从中觅得安身立命的准则。典型的中国精神便是圆融于自然万物。我想这种类型的中国人已经少见，我却未可预料地成了这么一个。
我会想，现在的三里屯，这个灯光晶莹、衣香鬓影的地方，总有一天会有牛羊吃草。这里将不再有酒、舞蹈和摇滚乐，也不再有豪华轿车和灯火，蟋蟀、树木和池塘又成了这里的主人。早霜送走了蜂雀，西风吹寒，秋雨潇潇，一片沉寂。这不是诗，也不是超现实主义的狂想或者庄周文章，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只要放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里，事实便必然如此。繁华不是常态，也不常驻一地。人和事物总是相互吞纳、jiāo流，没道理人类予取予夺永不失手。
到那时，我可能已经死了千年，这篇小文章当然早就湮没无闻。可是我思及此事，也无忧惧。
年轻时我想活得灿烂，墓志铭上最好写着“他的光辉照亮了一个黑暗的角落”之类。到了30岁，我想身后评价可以雅静一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便好。如今我再不想这些了。这并非志向消沉之故，而是领悟了人生至为紧要之事以及志向实现的前提。人生苦短，欢愉有时，我想真正重要的是活得令自己尊重。我把“香草美人”当作精神尺度，慢慢学做谦谦君子。这是道德律令，可是说到本质又不尽然，其实嘉德懿行来自内心，更多地是一种审美体验。
好的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吧，这一边，荷尔蒙、虚荣和yù望，宛如烈火，至死燃烧；那一边，悲悯、善与爱，人格修行，也可以永无止境。当然对坏的人生来说，卑鄙和强横也可以永无止境。后一种人和他们的组织机构可能有钱有势，可是不也罢。我们还有另一个世界可以依凭。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他去俄国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墓地，穿过羊肠小道，在林间，看到墓地上既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只有一块方形土丘，上面覆盖着青草。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的灵魂的归宿。很久以前我不觉得托尔斯泰怎么样，写得那么闷，后来看了他的《忏悔录》，突然受了震动。怎么说呢？长了见识了。一个人，ròu体凡胎，凡夫俗子，真的可以活得近乎神圣。好多事，高尚，干净，我们常不信，不屑一顾，“嗨，那是扯淡呢！”其实是没见过。茨威格见过，他说，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中，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我觉得，一个人，倘若俯仰天地，取诸怀抱，就一定会觉得自己与托尔斯泰和茨威格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相似，这就算入了他们的党了吧？那么我亦是那墓前的青草一支。
【第三部分】
@跟拿葱的大婶谈文学
30 个世纪以来我最喜爱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前几天挂了，他被称为美国文学界的“十项全能冠军”，既是一个写温柔放dàng的存在悲剧的大师，又多才多艺，从创作到批评无所不能，比喻xìng地说，恰如四份苏东坡配六份杜牧。此人正合我的波长，是作家中的抒情歌手，而我恰好认为一个人若不在某些方面是个抒情歌手简直就不值得活下去。在电影《毕业生》里，达斯汀霍夫曼刚刚大学毕业，成天东游西dàng，不擅实务，父母问他，你丫到底想要什么？他回答说：“与众不同。”当我想到厄普代克的毕生志业时，我的感慨正是：这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
有时你不得不感慨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厄普代克这样的人相比，我自己活个什么劲儿呢？这就像人家已经实现了可以装满鸟巢体育场的梦想，而你还对一只小盒子说心事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撒娇地说，我只是一个在文学地图上没有人知道的国家里的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嘛。我在网络视频上看过巴西小孩踢球，还没有茶几高呢，踢得跟翻花儿似的，可是我们的国足也没集体自杀呀。我们是伟大国家，专跟人家比乒乓球。这就是我们的风格。余华不是有一部《活着》
倍受赞誉嘛，就因为里边有一个人，任天打雷劈，怎么着都活着。
我可不认为一个活着而不曾体验活着之外的乐趣的故事有什么好写。我姥姥几乎不识字，年近九旬，身体不好，自知死之将至，兹有存在之惑，问我说：“人这一 辈子呀，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有办法回答她，只好鼓励说，你要下定决心不死呀！她表示一定按我说的去做，可我觉得只是敷衍而已。她不能“与众不同”，不 贪求往生彼岸，却无法排解幻灭之失。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杰出的小说是文明赠予我们的礼物。它们让你完全沉浸在床头的台灯能够照shè到的小小空间之中，屏除了喧哗的世界，本来你对自己几乎一无
所知，它们却让你了解自己的孤独，了解自己的悲凉，了解自己在永恒时光中的小小的位置。平时，当理科生质问“文科生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回答，但 是在夜阑人静、手不释卷之时你却会发现，世界上各种接近真知的努力都有惟一之核，就是对存在的真实的追问，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与最杰出的天文学或物理学研 究其实是一回事，它们的浩瀚之美让我们的灵魂恐惧却安宁。
秦桧也有仨朋友，我亦承蒙错爱，偶尔被朋友问到为什么不多写点儿。他们的意思是，豌豆大的才华也不要浪费呀。我的回答总是：我不写就是因为我不会写呗。
我想这世上只有两种东西真正值得去写，一种是重大现实问题，比如社会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另一种就是我们的灵魂。这两种东西我都不会写，因此几乎没有任何 作文的必要。让我觉得疑惑的一件事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比我还平庸，却写那么多而且沾沾自喜呢？我觉得自己像蓝藻中的一条鱼，都快被这帮话痨给弄得窒息 了。有时候我几乎想跟他们签一个协议：大家一起收声好不好？
海明威够聪明的了，可是写《永别了武器》，光最后一页就修改了39遍，这才叫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受罪呀。我想在我们这儿，人们的问题其实在于不聪 明，而在于太不乐意受罪了。
因此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潘恩写过一本书就叫《常识》，美国精神就以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前段时间，一架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一个人都没死。我希 望等什么时候我们的飞机也迫降在一条河里，也不死人。经过漫长而迂回的逻辑，常识将有助于此。这看似恢弘的志向，其实不是。写文章的真正的恢弘志向应该 是文字像深涧流水一样优美动听，促进社会进步则只是识文断字者的本分。那么我为什么要逆流而动，大谈文学呢，既然我知道列位对文学的兴趣比拿葱的大婶强 不了多少？我就是要来点儿老生常谈，是的，我们这个时代低估了真正的价值。或者更直率一点儿说吧:我们的沸腾的生活啊，太可笑了。穷措大拥一黄脸婆，自 称好色，这不能叫风流倜傥；人民热衷蝇头小利，士子贪慕蜗角虚名，这也不叫大国崛起。
@硬币重于扑满
曾有一个时代，当我还小的时候，人们对古代知识分子充满兴趣，那时的电视剧里最常出现的角色是状元，而不是如今这般全是皇上。状元的人生第一件事是哇哇大哭，然后丫鬟就欢天喜地地跑进厅堂，面对观众宣布“夫人生啦！”第二件事就是抓周。你知道抓周就是一个口水涟涟的婴儿在一张堆满礼物的桌子上爬啊爬，抓到什么就预示什么前程，抓一本书的就是知识分子，抓印章的是干部，要是抓胭脂盒，父母就要暗叫一声“坏了”，这是个流氓。电视剧总会安排两个孩子一起抓，一个状元，一个流氓，于是观众们就都明白了：这两个孩子将终生为敌，而状元必将取得胜利。
那会儿我就发现，自己对当状元和当流氓都毫无兴趣。要是让我去抓周，我必定要抓一块红烧ròu。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说的是少先队员，我自己的兴趣可全在于永不间断的进食。
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nǎinǎi。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作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作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屏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最大的两位数是99”，就是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惟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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