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事情，排除了内阁对军事的指导。
1894年6月5日，大本营成立。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即使是内阁首相，也无权出席大本营会议。这意味着，伊藤博文身为首相，将被排斥在战时大本营之外，无法统揽全局。可是，战争并非只是军人的事情，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仅仅是军事行动或者说只涉及军事，哪里能够跟政治和外jiāo分开？而军方人士，如山县有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历来偏重军事”。
当时，大本营的核心人物是参谋次长川上cāo六，以他为中心的军部，主张早日入朝与大清帝国开战，可是内阁却担心开战过早会遭致欧美干涉，坚持先继续进行外jiāo准备，主张推迟开战。伊藤博文要求自己和外相陆奥宗光出席大本营会议。7月26日，也就是在大本营成立一个多月之后，才敕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出席大本营会议。此时，联合舰队在首相还被排斥在大本营会议之外的时候，已经不宣而战。
在日清开战后不久，伊滕博文起草了一份意见书，提出一要速战速决，二要政治策略与战略一致。他强调，忽视第二点，“仅仅靠单方面的军事力量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必须见机行动，始终要谨慎考虑外jiāo关系，不使国家陷于危险境地”，这是今天最大的“国家要务”。因此，绝对有必要“文武配合”。
伊藤博文的愿望落空了。
1894年8月，应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的强烈请求，任命他为新编的第一军司令官。该军是在第五师团的基础上增加第三师团组建的。由枢密院的议长兼任前线的司令官，这在日本帝国空前绝后，况且山县有朋人称“陆军之父”，陆军就是以他为主的一帮子人搞起来的，军中地位无人可比，朝中资历也不比首相伊藤博文浅，再加上统帅权独立，因此能够约束他的，就只有天皇。
伊藤博文担心山县有朋一旦将在外，我行我素会坏事。于是，明治天皇根据伊滕博文的建议，在送山县有朋军出征时，特意让首相也出席作陪，并训示他一番，要他注意文武配合、遵守大本营的指示、在jiāo战地要与外jiāo官合作云云。
1894年11月3日，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积极主张冬季作战。但大本营命令就地冬季宿营。这让求战心切的山县有朋心怀不满。11月21日，第二军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旅顺。这让本来就对大本营命令不满的山县有朋更受刺激，别人打胜仗，自己却要呆着，这算什么事呀？在11月25日，他扩大解释川上cāo六参谋次长所属的盐屋兵站监督所下达的命令，擅自下令进攻海城。
伊藤博文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他当初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尽管山县有朋无视军纪，可大本营并没有立即一道命令解除这个战地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第三师团长桂太郎哭着求首相伊藤博文想办法解决这事。伊滕博文请求天皇以疗养疾病为名，下令召回山县有朋。11月29日，天皇客客气气地向山县有朋下达了敕命：“朕与卿不见久矣。今又闻卿身染疾病，不堪轸念。朕更yù亲闻卿述敌军之全部情况。卿宜迅速归朝，奏之。”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山县有朋居然回电大本营，说自己病已经好转，很快就康复了，要求转奏天皇，准许他不回国。大本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12月6日，山县有朋不得不卸职回国。
召回山县有朋，保证了统帅权的一元化，起到了抑制驻外人员独断专行的作用。可是军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在制度上有什么实质xìng的改进。军方依然把军权视为不容政府和议会染制的禁脔。伊藤博文将再一次领教军方的霸气。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1906年2月，日本设置统监府，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统监。统监拥有命令日本驻韩国守备司令官使用兵力的权限。尽管伊藤博文是深受明治天皇器重的重臣，可他这样的元老出任统监，仍然踩了陆军的尾巴。陆军强烈反对把军队指挥权jiāo给文官统监，主张统监武官制。
军部成了国中之国。虽曰“皇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军人自己的军队。他们自行其是，将日本帝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柳条沟zhà毁南满铁路，第二天早晨，外相币原喜重郎在家吃早饭看报，才得知发生了柳条沟事件。首相田中义一得知暗杀张作霖的事件时，非常愤怒。军政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九一八事变后，森岛代领事去拜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请军方中止行动。这时，在座的花谷少佐拔出长剑威胁森岛：“再干涉统帅权，不能置之不理。”
如此我行我素，就连研究音乐的学者伊庭孝都看出了，这不是什么好事。他曾预言，“干这种事，军人说了算，日本就会灭亡”。
“自己养的狗，咬了自己手……”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说城邦的护卫者“应该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可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实际上，本国的军、警照样可能对自己人凶狠，甚至比外国占领军还要狠。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自己养的狗，咬了自己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话用在日本帝国的军、警身上，那是再贴切不过了。
曾任东京警视厅大警视的川路利良有句名言：“警察者，民众之保姆也。”不过，这话也说明不了什么。谁见过有哪个国家的警察头子公开叫喊“警察者，民众之克星也”？1874年1月14日的“警保寮组织制度及事务章程”称，警保寮是“预防人民免遭伤害、维护其权利，保护其健康、使其安心于工作，保全生命等有关行政警察一切事务之处”。话说得够好听了吧？
不过，帝国的警察可不是只对付强盗窃贼之类的“坏蛋”。
《从此以后》是夏目漱石的一部名作。书中的人物平冈，在1909年给中学时代的好友长井代助讲了这样一件事：“……政府最害怕幸德秋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住宅周围，每天都有两三名警察昼夜站岗，有时张其帷幕，从中监视他的行动。秋水每逢外出，总有警察尾随其后，一旦断线，整个东京都要骚动起来，电话接连不断地报告情况。‘刚才还在本乡，现在又到神田去了。……’”
幸德秋水何许人也？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也许，夏目漱石的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有小说家的艺术夸张成分在里头，但明治政府的警察会干这种事，却绝非文人的捏造。
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坏人”，每个人往往都希望警察能够对付自己眼中的“坏人”，保一方平安。对于那些家财万贯的人来说，或许真的认为社会主义者是一种威胁，希望幸德秋水这种人被警察看得牢牢的，免得他们惹事生非。可是在大日本帝国，警察敲响的丧钟只为社会主义者而鸣吗？
大隈重信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东京专门学校是早稻田的前身，创办于1882年10月，这年的11月，政府就在学生宿舍安chā了密探。为什么要这么干呢？1902年10月19日，在学校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上，大隈重信说：“在政府看来，这所学校是培养造反者之地方，因此密探终日在校游动……”
明治当局为这种事情动用警力，可不含糊。
1887年12月，就“言论自由”“减轻地税”“刷新外jiāo”，出现了“三大事件建议运动”，大有自由民权运动再兴之势。比如，12月2日，中江兆民就执笔写出了《后藤象二郎关于三件大事呈给天皇的秘密奏折》。政府的反应是用《官报》号外在12月25日发布施行保安条例，针锋相对。
保安条例第四条规定，“皇宫或行宫周围三里以内之居住者或滞留者，倘yīn谋或唆使内乱，或被认定有妨害治安之虞，警视总监或地方长官经内务大臣批准，得限时限刻令其离开，三年以内禁止在同一距离之内出入、滞留或居住”。日本的三里相当于近12公里。570人上了政府公布的放逐离京的名单。星亨、片冈键吉、中江兆民等人榜上有名。
在警察押送下，中江兆民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被赶出了东京。尾崎行雄当时在《朝野新闻》当记者，也被责令必须离开东京三年。事后他说，当警署告诉他以三十一日下午三点为期，限期离京三年时，“我因事出非常，一下子惊呆了”。
谁抵制，就对谁不客气。安艺喜代香等向首相伊藤博文提出反对保安条例的意见书，声称“当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不忍袖手旁观，宁愿进而为法律的罪人，不愿退而作亡国的奴隶”。警察当场就把他们逮捕下狱。
放逐了，也就放逐了。帝国并没有天翻地覆。毕竟，570个人，相对于东京，相对于整个日本帝国，只是极少数，只是不足道的一小撮。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国民，并不会因为保安条例的颁布而受到警察的骚扰。他们是“安全”的。所以，只要放手收拾那一小撮，不会起什么波澜。
在放逐事件的前一天晚上，内相山县有朋悄悄地把警视厅的头头三岛通庸找来，让他执行保安条例。可连曾被人称为魔鬼的三岛通庸，对干这事也有点犯怵，以至于山县向他大喝道：“想什么？你若干不了，我便派遣军队。”无dú不专制。最后三岛通庸还是下了手。警察当时接到的命令是，“倘有违背命令者，立地斩决”。为了以防万一，山县有朋也把手下的军队布置在市内各处。陆军医院、宪兵，也作好了相应的准备。
对于政府这次颁布保安条例，用武动粗把570位民权家扫地出门，福泽谕吉却认为，这些措施“是在剧痛之时不得不服用的吗啡”。
不过，帝国的军力、警备什么时候会给什么人服吗啡，福泽谕吉一点也管不着。
在对内的控制上，军警是互补的。大浦兼武男爵这样描写过帝国的军警关系：“国中有事，虽以警察官及宪兵之力不足保持公安，则借军队之力。故军队为警察之帮助机关。”
然而对日本国民来说，即使是在明治宪法实施之后，对军、警依然没有什么发言权。且不说一般国民，就是国民选举出来的帝国议会，也拿军队没辙。军部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1940年2月，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抨击政府和军部对“中国事变”处理不当，责问“中国事变究竟是怎么回事？何时才可了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希望“尽可能迅速，尽可能有利有效地处理解决事变”。军部扣他一顶“反军”的帽子，迫使众议院将他除名。
军、警事实上是一支凌驾于社会之上，战斗力日益增强的暴力组织，用重光葵在回忆录里的话来说，“军人以为自己是属于一种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阶级”。军方的傲慢就从无视jiāo通规则这点上也可以一斑而窥全豹。重光葵举了一个例子：“德国式的日本军队行军时，是靠右边走，但一般民众是靠左边走，军队以统帅权独立为口实不遵守一般的jiāo通规则，所以军队经过街道时jiāo通发生混乱，使一般jiāo通只好停止。”在军人眼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算个啥玩意儿！在这样一个国家，军、警越强大，人民就越显弱小。皇军没有能够和平演变成国军，演变成日本人民的军队，哪怕它的装备再精良，那也只是半吊子的现代化，它不仅对中国等邻邦是一个威胁，就是对自己的人民也是一种祸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时候人们的兴奋，因为赢得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许多的国民把军队作为崇拜、礼赞的对象，实在是如同皇帝娶妻太监乐呵一样。
好师傅、糟徒弟
说共和政体才有助于国家崛起，并不符合历史的经验。事实上，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都对共和政体唯恐避之不及。在1962年出版的《大矶随感》里，吉田茂说：“实际上日本从来不曾有过民主，到了战后才有了民主。”而这并没有妨碍日本帝国崛起于亚洲一隅进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样，日本帝国当局对英国政治家柏克的保守主义理论情有独钟。橘逾淮为枳。柏克在英国反对极端主义是为了保守自由，而德、日推崇柏克是为了避免革命而保守专制。佐佐木高行曾问获得过哈佛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的金子坚太郎：“欧美的政治学界，除卢骚的自由民权学说以外，有无保守渐进的学说？”金子坚太郎就举了柏克和他的作品为例。事实上，德日两国从崛起直到崩溃，都没有发生过可谓“波澜壮阔”或“风起云涌”的暴力革命，这段历史具可称告别了革命的历史。
但这两国并没有因此免于崩溃的命运。
“农民就像是芝麻籽”
“经常记着，别拖欠年贡，只要jiāo清年贡，有谁能象农民那样轻松！”
1649年，幕府的一则告示这样劝诫农民。
怎么才能过得“那样轻松”呢？这则告示给农民出了个精打细算的点子：“即使是美貌的媳fù，如果她喜欢饮茶闲谈，朝山进香，也要把她休掉。同时，贫穷而又子女多的人，尤其容易拖欠年贡，不如尽早把孩子送给别人，能减少个把人的口粮也是好的。”
点子背后，是权力的恐吓，是政府的贪婪。一句话，就是貌美如花的媳fù、乖巧可爱的孩子都不要了，也要千方百计保证把年贡给jiāo齐了。jiāo足了政府的，才无牵无挂一身轻，才没人上门找麻烦。
可话说回来，有几个农民心甘情愿这么做呢？这一点，官员们心如明镜。据说在享保年间，一位职务是勘定奉行的幕府财政官员神尾若狭守，就曾放出过这样的话：“农民就像是芝麻籽，你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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