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到西横穿整个湖南后，进入贵州。
贵州，我在学校的地理教科书上读到过，称其为贫穷c瘴疠之地，穷山恶水，疾病流行，气候怪异。古时候的官员们得罪了皇帝，就是流放到云南c贵州这样一些边远c贫穷的地方去受苦受难。有这样几句民谚概括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入黔（贵州简称）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些传说，说贵州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甚至有十七八岁的姑娘没裤子穿。说他们没有盐吃，工业日用品严重缺乏，特别是少数民族更苦，汉族的贩能用一根针换他们一只鸡。为此，我们这些学员，有的买针，有的买盐，准备到那里去送给少数民族中的贫穷人家。
我们是沿着公路进入贵州的。也是碰巧了，进入贵州后，“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却天天是晴天，艳阳高照，气候温和。学员们高兴地说：“老天爷天天笑眯眯，欢迎解放军。”
贵州的自然环境和湖南大不相同。湖南，特别是湘西一带，公路两边的山上，森林茂密，大树鳞次栉比，郁郁葱葱；而贵州的山多为光秃秃的石山，山林的收益自然要比湖南差得多。大概因为我们是沿公路行军，并没看到穷得没穿裤子的人，那些针和盐也没能送出去。
我们还看见贵州的汉子挑着一担石头走过，有人就问他：“你挑石头干什么？”他说：“不是石头，是盐巴。”原来贵州的盐不是一粒一粒的，而是大块大块的，所以要加一个“巴”字，以表示这是盐饼块块。据说这种盐是井盐，是开发咸井水提炼的。
我们看到的苗族，男子的服装和汉族的差别不大，只是头上缠了一条青色的布条。妇女的服装却颇有特色，除了头上也缠着一条青色的布条外，服装的袖子宽大，穿百褶裙，做那么一件衣服要花几件衣服的布料。本来就生活困难，还要多用布料；可这是民族习惯，世代如此，由不得我们评说。苗族妇女还作兴戴很多银饰品，手圈，颈圈，还有头上的银首饰，全身上下，也要有不的花销。他们能说汉话，说的是贵州方言。据途中参加军大的贵州学员说，他们是“熟苗”，“生苗”就不会说汉话，只会说他们苗族的语言。“生苗”c“熟苗”的叫法可能是解放前流传下来的，似乎有点歧视的味道，后来就没听人这么叫了。他们自己则称自己为“苗家”。
黔东的县城基本上是相隔八九十里一座，所以我们进入贵州后，都是在一座座县城里宿营。那时贵州的县城很，就是那么短短的一条街，几家木板房店铺，店内货物很少。食品摊上只有烤红薯c烤玉米等，显得物资匮乏，群众的购买力很弱。
在三千里行军途中，一路上都有江西人c湖南人c贵州人加入军大的行列，不时地能看到行军队伍中夹杂着几个穿学生装的青年，那就是新学员。过了几天，换上军装，就分不出来了。
这天，我们在行军途中发现公路旁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办喜事。禾场上摆着几桌酒席，民间乐器奏出欢快的c喜庆的音乐，有坐的，有站的，围了一群人。从服装上可以看出是苗族人。苗族人办喜事？那太有味道了！我很想过去看看，可是不敢；中队领导没发话，谁也不能离队。中队领导也不可能发话，一发话，队伍就会解散，大家一哄而上，都去围观，像什么样子？可是终究还是有人离队，那是校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吊儿郎当机关兵”，只有这种人敢离队。他奔跑着，沿着田间路跑到那些人群中，向苗族百姓一拱手。苗民们看见大军同志前来祝贺，喜笑颜开，立即捧出一支牛角。那牛角是空心的，里面灌满了酒。机关兵接过牛角杯，一饮而尽！随即向苗民们竖起了大拇指，赢得苗民们的一片掌声和笑声，民乐更是使劲地吹奏。
队伍尚在行进中，那个机关兵不敢久留，向苗民们挥挥手，就跑步归队。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引得队伍里发出一片笑声。机关兵像首长似的向欢笑的队伍摆摆手，一头钻进了行军队伍里。我觉得那个机关兵（看样子是机关里的一名性格活泼的青年干部）做得对，他等于是代表路过的部队向兄弟民族的新郎c新娘表示祝贺，并爽快地痛饮了一大牛角杯的喜酒，又显示了我军将士的豪放之气c爱民之情。如果部队经过时，一个个无动于衷，反倒显得冷淡c不亲切。我估计他这么做，不会挨批评。我如果这么做就要挨批评了，因为我还是个学员。
三千里进军任务终于圆满完成，我们整齐地列队进入贵阳。贵阳的繁华市容使我大吃一惊，与我们一路上所见的城乡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宽阔的马路，漂亮的楼房，商店很多，货物充足，可以说应有尽有。人们的服饰也比较整洁，妇女的着装也挺时髦，其繁华程度不亚于鱼米之乡的南昌。为什么在极端贫穷的农村的基础上能屹立起一座如此繁华的城市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当地的军阀为了自己享受，把从广大城乡刮来的民脂民膏都搬到省城来消费，所以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形的繁荣。
果然，听贵州籍的学员介绍，当年军阀们在贵阳都是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四川有个大军阀叫杨森，他占地为王，霸占了四川的一方。后来蒋介石带兵入川，调虎离山，把他弄到贵州来当省主席。官大了，手下的兵却少了，但不妨碍他在贵州作威作福。他娶了许多个老婆，以至于子女多得上学要用大客车送。至于这些子女中谁是亲生的，谁是别人代耕的，那时又没有da技术，自然也是一笔糊涂账。儿女多得连他自己也认不全，见面时要问：“你是第几房的？叫什么名字？”杨森逃到台湾后，90岁时还娶了个17岁的少女。
他们还讲过杨森的一个笑话：一次，杨森去上海游玩，他把警卫留在门外，独自一人走进一家大酒店。酒店招待看见一位穿将军服的人气宇轩昂地走进来，赶快迎上前去热情接待，恭恭敬敬地把他引进最高级的包房。见多识广的酒店招待早已从报的八卦新闻中见过杨森的照片，知道他在上海滩上挥金如土。现在财神爷上门了，自然是十分欢迎。杨森在包房坐定后，招待心地问道：“请问将军是用西餐还是用中餐？”杨森到上海后，曾被上海的报“捅”过几篇品，讥笑他土气，是土皇帝到上海来开洋荤。杨森很恼火，要是在他的治下有记者敢如此无礼，他真会毙了他！可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他鞭长莫及，只能强咽下这口恶气。瘸子怕人说“瘸”，瞎子怕人说“瞎”，土皇帝最怕人说他“土”，所以当他听到招待问他“是用中餐还是西餐”时，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自己表现“洋派”c并不“土气”的一个好机会，于是立即回答：“西餐。”招待便呈上菜单，恭请贵宾点菜。杨森一看菜单，傻眼了：尽是蟹行的洋文，不认识；又不好意思说不认识。怎么办呢？作为一名统率过千军万马的将军，脑子自然并不笨。他的聪明脑袋瓜飞速旋转，灵机一动：不认识菜单还能不会打勾？格老子有的是钱，装着认识洋文，拿起笔来“划拉”就是了！要有点气派：于是，他随意地用一个大括弧勾了十几道菜后，把笔一扔，爽快地对招待说：“就这些吧，上菜，动作快点！”招待应声而下。
一会儿，招待端来一碗汤。杨森拿起调羹舀着喝：嗯，味道不错，到底是大上海，洋汤洋菜，不同凡响。第二道菜上来，又是一碗汤，杨森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上两碗汤呢？没想到汤接二连三地上，一家伙上了十几碗！杨森心中暗暗叫苦，他心里立即明白了，自己闯了个“祸”，那自作聪明的大笔一挥，准是勾在“汤类”了！这事儿传出去，报记者岂不是要欣喜若狂地加油添醋c大登特登么？决不能承认是自己弄错了，只能是将错就错，把它掩盖过去；于是便大喝特喝，从这碗喝到那碗，装出喝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以至于喝得满头大汗。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听候使唤的招待见此情景，心中不禁暗暗称奇，忍不住问了一句：“杨将军，你们四川人特别爱喝汤？”杨森听了，一愣，随即来了个“顺杆爬”：“是的是的，我们四川人就是爱喝汤！”
当年军阀各自割据一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样的统治者能不垮台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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