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一些记忆对于我来说是不愿回忆的，因为那是深深的伤痛，如满地飘零的花一样，凄凉而残酷。我童年最大的伤痛就是六岁丧母。
其实我对生母的印象相对较模糊，只依稀记得母亲李春香身材高挑，面容清秀，黑粗的大辫子盘在脑后，头上梳发髻，戴上白兰c素馨可好看了。母亲干起活来非常利索，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就下地干活。祖母劝她不要下田，可她却说：“干什么也不能把田给荒着。”祖母无奈地摇摇头，任由她去。祖母其实明白那不过是母亲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这一家老小今后怎么生活。
尽管母亲和祖母每天都起早贪黑地辛苦劳作，可生活状况依旧没有任何好转，贫穷与困顿仍像影子一样追逐着我们。那时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那样就可以帮助母亲分担家务，不用母亲日复一日c年复一年的为这个家操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也就是母亲生小弟的那天，因产后风（大出血），母亲身体非常虚弱。几天后小弟夭折了，母亲也去了。那年我刚满六岁。在我印象中，那几天家里来的人比平日多，村里人请了段家一位住渭河边稍懂医术的信神的医婆（她家里长年供着渭河神像，日夜烧着香）来治病。此人很难请，可来了也就是鬼鬼神神，故弄玄虚地折腾一番，充其量也就是抓两副不关痛痒的中药来补补，吃了不会死人但也不会好。村人又请来一位乡医给母亲瞧病，她看了母亲后，摇摇头说：“病很重，但我也不知是啥病。”
祖母听了此话非常着急，就赶快请一位乡亲去县城里把我父亲叫回来。但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要靠步行走十几里的路程，才能把信送到。
母亲的病急剧恶化，无论怎么想办法都毫无起色。
炕上，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喊着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名字。两位哥哥正在往家里赶。我怯怯地走到母亲跟前，看到一向坚强的母亲竟是如此的虚弱，脸和嘴毫无血色。我吓得只是哭，走到母亲跟前问：“妈，妈，你这是咋了？”
母亲抚摸了一下我的头，然后用她那双布满茧子的手，抓住我的手，说：“娃啊，我可能等不到你爸回来了，你以后要听奶奶的话，长大了去上学，为杨家争口气，要有出息啊！”
此时，大哥昌龙c二哥昌信也在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后赶回了家。听着母亲的话，我们使劲点头，母亲的身子越来越虚，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连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我和两位哥哥趴在母亲身边，边哭边喊着母亲。
旁边的祖母看着生命垂危c气若游丝的母亲和哭着叫娘的孩子，也哭了。乡亲们也都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忙的，但都无能为力，叹息着说：“可怜这一家老小了，可怜的孩子，这么小就没妈了，以后可怎么过啊！”
母亲在我们的哭声中闭上了双眼，本来想大人孩子都一起保的，然而结果则是大人小孩都没保住，母亲带着她心中的痛离开了我们，再也不用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给我们缝缝补补，为这个家操劳了。
父亲从县城赶回来的时候，母亲已被人抬下了炕。父亲强忍着眼泪没有哭，因为母亲不在了，很多事情要他料理。因为穷，母亲在世的时候，一年四季只穿着一身藏黑色的开襟衣服，夏天单穿，春秋时随便在衣服里套点什么，冬天时就在里面套件棉袄。而且衣服已经补丁套补丁了。父亲拿出家里的所有积蓄给母亲买了一身新衣服。购买棺材的一百五十元钱还是向村里人借的。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母亲终于下葬了。
下葬那天，大哥在前面打着幡（据说是为死去的人引魂），二哥捧着母亲的遗像，我跟四弟依次跟着他们，后面则是抬着棺材的人。母亲的坟在村子西面，有一二里地的路程。到了坟地，乡亲们把棺材放到早已挖好的墓坑边。我们弟兄几个跪在旁边，号啕大哭。随着棺材下葬进入墓坑，看到人们向母亲的棺材上撒土，我发了疯似的跑过去抓住铁铲，不让大爷大伯大叔埋母亲。大哥c二哥c四弟也一样声嘶力竭c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不要埋我妈啊，不要你们把我妈埋了，我们咋办呀！”
哭成泪人的祖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一铲铲的土洒落在棺材上，我依然大声哭着喊着，乡亲们也落下了伤心的泪。然而母亲终究还是被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坟堆。殡葬结束了，我死活不回家，坐在坟前，想着母亲，想着她对我的关爱，也想着她从前打我的情形。我是多么希望她再打我一次，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她去另一个世界了。
人常说：“宁舍有钱爹，不舍叫花娘。”母亲走了，家里像乱了套的绳索一团糟。父亲继续去城里给人打短工和修理自行车，一家老小生活真是太艰难了。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决定，让大哥在舅舅家念书，二哥随他学修车，四弟又抱养给别人，这样一来，家里只剩下我和祖母一老一小勉强度日。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一个人跑到母亲的坟前哭，或坐着发呆。我幼小的心灵似乎还无法接受失去母亲这个残酷的事实。
中国传统社会所谓的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或母）c中年丧妻（或夫）c老年丧子（或女）。而我则是幼年失去母亲，是人生不幸之首！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世界为你关了所有门的时候，它会给你留下一扇窗。一九五零年，继母李秀英来到了这个一贫如洗团乱麻的家，用她瘦弱的身体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用她温暖的爱和勤劳的双手为全家老小撑起了一片天。
继母的外表比较瘦弱，个性却很好强。她对我们的管教很严厉，但对我们的关心却是无微不至的，是发自内心的。在这个上有老c下有小的家，她日夜操劳，白天要下田劳动，割麦打场，晚上要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她的到来使这个家有了生机，有了温暖。
记得七岁那年，我出麻疹，发烧c咳嗽，浑身都是红色的斑丘疹，疹子一直出不齐，高烧一直不退。我连续半个多月，难受得又哭又闹。继母精心细致地照顾我，喂汤喂药，不断地劝我多吃点，给我讲故事让我开心。为了能使我早日退烧，她不顾自己的身体忙前忙后，想尽办法，后来得到一个土方子，将芫荽（即香菜）捣碎，然后用汁液擦洗我的全身。七八天时间里，继母昼夜不分地守护着我，照顾着我，眼睛熬红了，人也瘦了许多。在继母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慢慢地好起来。后来，继母告诉我说：“我的娃啊，你都不知道把妈吓成啥样了！你当时浑身都是斑，高烧又不退，病得很厉害，家里把埋你的棺木都准备好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害怕你好不了。如果你好不了，我怎么对得起你爹和你那过世的娘啊！”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继母的旧板柜中那几个粗布大包袱。那包袱里包着的不仅仅是继母给我们几个孩子们及我父亲做的衣服c鞋子c袜子，还包着她对我们的浓浓爱意。我们家孩子多，条件艰苦，往往把一件衣服改三四次，老大穿的小了，老二穿，老二穿不了改了再给老三穿，就这样缝缝补补，穿穿改改。她纳的鞋底，做的鞋帮，还有做好的单双鞋绑和鞋底子塞得满满的两个大包袱，摞了一层又一层。虽然鞋底都是用旧得不能再旧的衣服糊成的“板子”，却是又整齐又好看。每当夜深人静，我们都酣然入梦时，劳累了一天的继母还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或纺线或纳鞋底，或为我们缝改衣服。天天如此熬夜，时间长了难免疲惫，有时会被针扎破手指，血染红了白色的鞋底，也染红了我们的心。
一九六二年，我要去西藏当兵。记得那天，继母和家人一大早赶来送我。她叮嘱我说：“娃啊，你守卫边防，出门在外，不像在家里，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要听组织上的话，要常给家里写信，不要操心家里。”
说完这些，又将熬夜做好的鞋袜和为我准备好的香皂c牙膏等生活日用品给我，并将攥在手里的二十元钱塞给我的手中。
“儿行千里母担忧”。刚离开家到青藏高原的我，不仅生活不习惯，也不适应这里高寒缺氧的高原气候。继母得知后，从遥远的陕西寄来了一包白土和家乡食品。她在信中说：娃，喝一碗咱家乡的白土（观音土）水，你的病也就好了，就习惯当地的生活了
在西藏的雪山高原，读着家信，吃着家乡的食品，我的手在颤抖。看着家乡的白土，遥望着远方的家乡，感受着母亲的爱，一股暖流涌上心间。
从部队复员归来，我被调到省城西安工作。而后又结婚生子，生活慢慢地稳定，而继母在渐渐衰老。每逢过年过节，我会带着妻儿回家看望继母，看着她历经沧桑的脸上绽放的笑容，我打心里开心。
一九九五年过年不久，继母因患脑溢血，多次住院治疗，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有一次，我去看望她时，她拉着我的手，声音微弱地对我说：
“娃，你是公家人，把国家和单位的事干好，不要老往医院跑，别耽误了工作。妈不咋！”然而这却是继母最后对我说的话。那天，继母病情加重，我请了西安市著名的大夫，驱车前往家乡为继母治病。可是车刚到半路，噩耗传来，继母去世了，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继母是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农历三月四日）去世的，享年六十三岁。她是我的继母，却和生母一样亲我爱我。每当夜深人静，明月高挂之时，她的一举一动就像放电影一样，划过我的脑海，使我黯然泪下。
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而我的生母继母却不在人世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哀与悔恨，我是真正地体会到了。
每当站在生母c继母墓前，我总会心里念叨：“母亲，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你们的母爱真情，儿将永远铭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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